小编： 形成对享乐与劳动的正确观念是目前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相关领域最严肃的社会问题攸关两点,一是享乐被污名化,二是劳动观念缺失。正确看待和评价享乐在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是建
享乐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纵观现代生活，享乐已经成为我们感受与经验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人对享乐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停留在享乐主义的印象中。栖息于享乐主义的窠臼，享乐一直是被污名化的，主要是因为它容易消磨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斗志。甚至于享乐还被置于劳动的对立面加以理解，如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都是对这种关系的表达。我们不能罔顾享乐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事实，但又要与享乐主义划清界限。在一定意义上，道德教育既是享乐教育，更是劳动教育，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处理好享乐与劳动的关系。本文试图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厘定中，提出道德教育的新课题：以劳动为基点推动享乐伦理的建构。
一、伦理学视角下的享乐
享乐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享受快乐，其中享受是指人所得到的满足，快乐是感到幸福或满意。这两个词在人类的词典上都是褒义词，代表着人们愿意趋向的状态和获得的东西。不止如此，从人性来看，人都愿意并渴望享受各种快乐。如果把人性理解为把人造就为人的东西，享乐当然是生活的必要构成，也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是增加生活中可以享受的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享乐不只是享受快乐也包括享受生活，如果人失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或者忘却生活的愉悦，常常带来焦虑或抑郁，都是很大的人生缺憾。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对享乐的认识、理解、解释，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享乐容易滑向享乐主义，导致奢靡之风盛行；二是历史上享乐主义的恶劣名声导致人们对享乐普遍带有偏见和鄙视。这两个问题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便可一窥究竟，学者们基本上是持否定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把享乐等同享乐主义。从相关学术成果来看，以“享乐主义”为主题能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的论文不算少，但是，关于“享乐伦理”则成果寥寥，目前只有不到十篇论文，专著更是没有。
显然，相比较繁荣富庶的现实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滞后性。享乐既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视而不见或一昧批判是不足取的：一个普遍事实在学术视野中的缺席，是学术的疏忽；一个普遍的生活经验被学者们围追堵截，是学术的荒谬。我们都能够观察到，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享受生活正在受到推崇甚至成为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享受生活当然包含享乐的态度和内容，这说明享乐在事实上已构成生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并大受欢迎。可以观察到的生活中，人们的享受、享用程度正在提高，享受、享用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让人们放弃享受不人性，沉湎于享受则很危险，对年轻人尤其如此。当享乐遇到青春，当青春邂逅享受，青年人对于享乐、享受的迷恋甚至会走向自我迷失，出现“谁的青春不迷惘”的普遍现实，更令人担忧的是奋斗精神缺失、“佛系青年”“啃老族”流行、“小确幸”深入人心。这些现象的普遍蔓延提醒人们应当重视新时代的享乐问题，正确看待享受与奋斗、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说，人们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享乐就很难形成正确的劳动观，而劳动观缺失也不会有真正的享乐。本文拟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道德教育“是一种仅仅取决于只对理性适用的那些观念、情感和实践的教育”[1]，它要求教育者从良知的角度综合各种材料，并把它作为知识传递给受教育者，成为受教育者行动的指南。涂尔干关于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中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就是作为社会的成员之一的人如何生活、如何劳动、如何享受。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财富的增加极大地提高了每个人生活的舒适度，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轻人很可能没有形成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观念，在享乐问题上觉得理所当然。这样，就容易造成道德上的混乱，也给当前的道德教育提出了新课题。重视劳动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涂尔干说得很明确：“人的开化程度越高，劳动对他就越是重要。”[1]因为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生活，并在自我与环境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不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所需要的不再只是能够满足我们器官正常运转的生活，人们还追求智识上的快乐，追求更丰富的精神享受。本文从伦理学视野和道德教育的角度看享乐，强调的正是其重视精神享受并以精神提升为目标的本质特征。
享乐本身的道德内涵在于它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就情绪安抚还是心灵安顿来说，享乐都是必要的。人们能否从享受中得到快乐与人的欲望、需求有关。柏拉图充分讨论过此一问题，他将人的欲望分为“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两种。必要的欲望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满足了对人有益且符合人的本性所需要，如人对食物、饮料、性的生理欲望，这些是人的必要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
关于人的欲望，其他道德哲学家如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等也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给它们保留了一席之地。伊壁鸠鲁认为享乐就是幸福，其具体内容“是指身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3]。爱比克泰德提醒人们重视自己身体的需求，他说：“要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的身体使之健康。身体绝对需要的东西，如健康的食品和饮料、庄重的服饰、温暖舒适的房屋等，都要给它。但是不要以此为理由用自己的身体装门面或享受奢侈。”[4]可见，对于必要欲望，没有人否认它的合理性。对于不必要的欲望，即那些超过人的身体需要的、非本性的、满足了无益甚至有害的欲望，哲学家们通常是嗤之以鼻的，它们被看作是使灵魂受到污染的根源，其存在没有好处只有害处，不仅对身体有害，还会妨碍心灵达到智慧与节制。所以，哲学家们认为人们从小就应当戒除这些欲望。
欲望一旦超过了必要的界限，就成为不必要的。如吃肉的欲望，就促进身体而言，是必要的；喝酒的欲望，就促进血液循环而言，也是必要的；但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就是不必要的。柏拉图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指出，人如果充满这种快乐和欲望，容易被引诱且不能自拔，到后来就会“只知千方百计寻欢作乐”[5]。这样一来，人的心灵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心灵堡垒被占领了，发觉里面空无所有，没有理想，没有学问，没有事业心”[5]。今天，正是这种情形越来越令人们感到担忧。
理想、学问、事业心本来是人类心灵最好的守卫者和保护者，如果缺失，享乐主义思想就会长驱直入，虚无主义思想就能大行其道，物质主义思想就会安营扎寨。年轻人被这些思想主宰，除了成长为消费者，享受“小确幸”，当一个“小吃货”，迷恋“我的青春我做主”的虚假自由，似乎也别无良法。自己不劳动，最后只能以啃老或严重依赖他人虚度光阴，还要给自己贴上“佛系”的时尚标签。道德领域的这一危机，其普遍性早已超越了家庭的防线，是社会生活中不能再忽视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育家，卢梭对人性的这一点认识得极为深刻，他指出：“当一部分人闲着而不劳动，就需要其他劳动的人协力合作才能弥补那些人懒惰坐吃的消耗。”[7]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如果青年人沉迷于享乐不劳动，危害当然很大：一个人不劳动，就必须依赖于他人的劳动成果，就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性。享受无过，但如果不是建立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这种享受随时可能失去或者被剥夺。在仰人鼻息的生活中，享受者会发展出人性诸恶，如无能、软弱、懒惰、狡狯、欺诈等，对他人曲意逢迎，使道德教育无从入手。
本文把享乐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讨论，重视劳动与享乐的合理、适度，并把它看成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强调劳动重要，另一方面则视享乐为生活的合理报偿，是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需要加以探究的时代新课题。
首先，要避免对享乐污名化，为享乐正名，即肯定享乐本身是有道德性的。人们品味、鉴赏和享用各种财富，这正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价值所在。享乐作为生活方式为世人唾弃不是因为享受本身，而是人性扭曲使然，人性的种种弱点会导致偏差，甚至使人对享乐产生极端荒谬的理解。在关于享乐的研究中，哲学家们通常所反对的是不必要的欲望，对于必要的欲望，是认可其合理性的，只是强调要以谨慎、节制或冷静的态度来对待。人们如果对于必要的欲望也持反对立场，会走向禁欲主义或者伪善，这并不会让人类的道德生活更健康、更理想。对于青年人来说，也丧失了奋斗的巨大动力。
其次，在人们享受快乐的过程中，生活被赋予更真实的意义。一个人没有享受过生活中的快乐，很难说他（她）真切地体味过生活，更何况在享乐中还包含着更大的生命意义。康德说：“生命之中看起来似乎是最多余的那些魅力和安逸，却在吸引着我们最大的关怀，而且假如我们要排除它们的话，我们就不会剩下来有什么动力再去从事那么冗繁的操劳了。”[8]这些享受包括欣赏自然界的各种美丽景色，也包括欣赏人的美德才华和各种卓越品质，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美满，也有如康德所列举的一首可以回环诵读的回文诗、谜语、藏在一枚戒指里的钟，或者文学作品里的某个片段，等等。在道德生活或道德教育中应当强调的是，人关注和追求快乐、享受是合理的，特别强调精神方面的享受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当然人生在世，不只是追求快乐、享受，也应该体会作为一个劳动者的丰富与充实。
再次，让生活更加有趣、人生更有欢乐，是享乐所追求和要实现的目标。人不会单单只追求饮食丰富、衣着舒适、居处舒服，当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更具重要性的是能够聆听音乐、欣赏绘画、朗读作品等，这些活动带给当事人的欢乐和重要性，是有意义的生活的重要构成，也是生活让人留恋的重要原因。人在社会中共存，彼此属于利益共同体，在享乐的共同体验和追求中，人在关怀自我的快乐幸福同时也关切他人的快乐幸福，共同享受生活，这是人们更容易和更能接受并喜爱的相处模式。所以说，当代对享乐的理解，一方面不能受制于享乐主义对享乐的污名化，另一方面要接受享乐作为现代生活的具体内容，但不耽溺于享乐以至消磨斗志。可以说，社会上很多与青年人成长、生活有关的问题是由奋斗精神缺失造成的，这个主题尤其对纠正青年人生活中各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流弊大有帮助。在今天这个新时代，享乐与劳动仍然是人们生活并行不悖的主题，也是丰富人生意义、提升道德生活的重要途径。
二、劳动与享乐：奋斗精神何以缺失
康德在其《实用人类学》一书中，曾经就议题的丰富性以及人性的深刻性对享乐问题进行了诸多讨论。作为一个伦理学大家，他曾告诫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重视享乐问题。他说：“把享受控制在你手中这种意识正如一切理想的东西一样，要比所有通过一下子耗尽自身因而放弃整个总体来满足感官的东西要更加有益、更加广博。”[9]康德认识到了正确对待享受的重要性，同时也理解了享乐对于生活的重要价值。他主张人可以追求享乐，但是不应该耽溺于那些会让人腻足的东西，比如娱乐、饮宴、爱情等。吃喝玩乐、情欲的东西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一定限度都会导致恶心，使人不再感觉愉快，也就不是享受。如果人们形成对这类事物的满足依赖，只能不断增加体验或参与的强度，直到彻底厌烦。过度享乐因此会钝化人的感受性，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
生活中只有享受，或者人们沉迷于享受，会使人感觉无聊。“无聊是一种压抑人的甚至可怕的重负。”[9]它是一种消极的痛苦，对当事人的坏处往往表现为“以至于使他觉得与其被迫什么也不做，倒不如去做对自己有害的事”[9]。有些人明明知道一些事情的结果非常糟糕，也会孤注一掷，就是由于无聊的空虚不堪忍受。康德把空虚的恐怖类比缓慢的死亡，这是最痛苦的。因此，他一方面主张人们为了保持自己感觉能力的生动，不要过度追求满足，而应当从微弱的感觉开始，使得享受不断得到增长，快乐就会不断增强而且更能持续。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以下观点：“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9]这当然是从劳动的成果引起欣赏、带来满意来说的。他不只对劳动保有人们享受的基础、可能、实现有清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劳动充实生活，产生财富、愉悦、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康德对劳动与享乐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不无启迪，也补充了道德教育中的一个不可缺失的内容，即劳动教育与享乐教育是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和途径，更为今天的人们正确理解劳动与享乐的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源。
的确，在道德教育中提倡培养人们的劳动观念，是与人们如何认识享乐密切相关的。享受生活或者说人的享乐本来是人类长久奋斗的目标。科技高速度发展的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可享受的资源，但是认识的缺失甚至匮乏阻碍了人们正常地对待如何享受生活这个问题。关于劳动与享乐的道德教育对青年人而言，是人生的必修课。早在19世纪，席勒就曾感叹：“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13]人们如果片面强调享乐，忽视劳动，奋斗动力就会显然不足。
如果说享乐在历史上曾是部分人的特权，而今天则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并充满每个人的生活：人人都能够并且有权利享受生活的种种欢乐。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问题是应享受什么样的快乐以及对享受快乐应持什么样的态度。这通常要置于劳动与享乐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快乐、自由、幸福，只有来自艰辛的努力、持续不断的劳作和奋斗，才是坚实和持久的。在主张一切都是教育的卢梭看来，对青年人进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教会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运用自己的器官、感觉和才能去感到自己的存在。他说：“节制和劳动是人类的两个真正的医生，劳动促进人的食欲，而节制可以防止他贪食过度。”[7]人们的享受以自己付出过劳动为前提，“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或免的责任”[7]，奋斗的精神更是一个人享受生活的资格保证。
三、道德教育中的享乐伦理建构
所谓道德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有目的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是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人品质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道德的功能首先是确定行为，固定行为，消除个人随意性的因素”[1]。这当然是就形成社会生活的劳动纪律而言的。他还说：“社会的面前必须有一个它要实现的理想。社会必须拥有必须实现的善，必须为人类的道德遗产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对集体和个体来说，懒惰都是一个坏毛病。”[1]可以想象，劳动观的建立正是对这种坏毛病的根除。涂尔干还敏锐地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文明程度越高，劳动在生活中就越显其重要。
今天，为了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在道德教育中应当提倡劳动教育，培养年轻人自觉参加社会生活的兴趣、热情与能力，使他们在进入社会中生活时也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积极地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劳动，使人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理解生活的意义，认识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为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自豪，珍惜自己的荣誉———只有这样才是道德的开端。”[18]可以肯定，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也无庸讳言享乐的重要性。如人们所看到的，人世间带有欢乐意味的事物，都能成为享受的对象。如果对享乐一味遣责和批驳，人们感受到的与其信念产生偏差，就会出现生活与理论、价值的分离。建构一种享乐伦理，就是追问什么样的享乐在道德的评价上具有正当性，它关乎人们最想追求什么东西，“它是指享受快乐的愉快体验与情感体验对人的善好、有益”[19]。无论人们享受什么，如果都能以真正愉快的心情来看待，这当然是今天人们念兹在兹的美好生活。但问题是人们在舒适度不断提高的生活中，如果停下前进的步伐，那么在人性的丰腴之地看到的将是精神家园的花果飘零；如果享乐主义被年青人包装成“佛系”生活态度面世，那么人们最后也将失去享乐。本文赞同享乐，但是反对享乐主义，正是为了消除享乐主义对人们观念的错误引导，才提出享乐伦理的概念。
加拿大学者泰勒早就说过：“在一定的处境下去奋斗并渴望实现（至少是部分实现）正确的事是有意义的。”[20]可以说，对劳动与享乐的正确认识其关键点恰恰在于享乐伦理的建构，这是当前道德教育中被忽略但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劳动和享乐是个人生活中的内容，更应当是社会生活的必然构成。理解这些内容和构成对生活的重要性，正是道德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涂尔干说：“道德是严肃认真的生活。道德所关注的是现实。道德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与实际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人与物有关。”[1]道德教育关心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如何开始并进行，劳动是基础。劳动创造物也创造人以及人类社会，人们既占有劳动成果也享受劳动成果。关于劳动的教育和关于享乐的教育，是道德教育培养社会人的重要内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建构适应当代现实的享乐伦理是形成劳动观的必要补充。
首先，享乐伦理符合人们渴望幸福的普遍心理。“人人都欲望幸福”[22]，这一点洛克曾明确地加以强调。他自己就是一个享乐者，他理解“我们恒常地要希望幸福”[22]。幸福到底是什么？洛克的答案是：“极度的幸福就是我们所能享受的最大快乐；极度的苦难就是我们所能遭受的最大痛苦。”[22]很显然，洛克已经认识到享乐与幸福的关系：幸福就是享乐，是享受最大的快乐，是享有那些能产生最大快乐的事物，享用能产生快乐的东西。人们追求幸福，当然更关心如何得到幸福，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人类的幸福是在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劳动是人类幸福的发源地。劳动既能满足劳动者的谋生需要，更能满足其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25]。何云峰曾提出劳动幸福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就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它体现的是劳动与人的幸福追求和幸福期待之间的一致程度，也体现自我价值得以展现的程度。[26]他认为获得劳动幸福的根本路径是使劳动回归到跟人的类本质同一的自由劳动状态。就自由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而言，可以说，享乐伦理为劳动幸福理论提供了道德辩护。
其次，享乐伦理的建构原则是适度。享乐的价值显而易见，但是如果过度，会给人的身体、精神带来损害。享乐伦理要遵循中道原则，做到适度，这是儒家主张的“过犹不及”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儒家所认为的以中庸为目标、具有最高价值的生活。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从质上区分快乐，他指出：“有些快乐来自高贵的好的欲望，应该得到鼓励与满足，有些快乐来自下贱的坏的欲望，应该加以控制与压抑。”[5]即使对于上等的快乐，也需要中道原则的守护。没有了中道原则的守护，享乐将把人蜕化变质为肆无忌惮的“小人”，让其沉迷于不必要的无益的欲望中，过着既没有秩序又没有节制的生活。尤其糟糕的是，这样的人还会误判自己的生活，甚至“自以为他的生活方式是快乐的、自由的、幸福的”[5]。
亚里士多德把快乐区分为灵魂的与身体的，强调快乐的节制与中道主要是针对身体的快乐而言的。一个人追求灵魂的快乐如爱学习、爱荣誉、喜欢探索奥秘，既说不上节制也说不上放纵。但是就身体的快乐而言，一个人如果放纵自己去享受，如贪食，就会受到责备。为了减少在身体快乐方面享乐观念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他强调：“放纵的人渴望一切快乐，或者最大的快乐。他被欲望牵引着，以其他事物为代价，除了快乐别无所求。所以，在得不到快乐时他痛苦，求快乐的欲望也使他痛苦。欲望就伴随着痛苦。”[29]放纵就是快乐上的过度，所以调节快乐与痛苦，平衡享乐与放纵之间的关系，就是亚里士多德在道德教育方面理解的享乐伦理的主要内容。另外，康德也曾对此加以讨论，强调“对于快乐和痛苦，我们也通过我们自身的某种更高尚的（即道德上的）欢喜和讨厌来判断；看我们是应当节制它还是放纵它”[9]。以上种种论断表明，人们为了减少或解除痛苦，保有享受带来的快乐，一定要恪守“适度”和“切莫过度”这样的行动原则。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劳动也是享乐。人们对享乐在道德上的反感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人是贪图享乐，甚至是好逸恶劳的，如果不节制和克服，人不会拥有健全的体质，人的心灵也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这样认识劳动，他说：“神明要求我们把劳动作为获得一切美好事物的代价。”[31]他还建议当时的人，通过适当的劳动，把欢畅吃下去的食物尽量消化掉，“这样的习惯是有利于健康的，而同时，对于照顾心灵，也没有妨碍”[31]。从事有益于身心的劳动让人获得劳动成果、创造财富也愉悦身心。康德甚至认为劳动才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享受生命的美好方式。他曾诚恳地说道：“年轻人！（我再重复地说）你要热爱劳动，轻视享受，不是为了放弃享乐，而只是尽可能多地将它们永远保持在视野中！”[9]不可否认，劳动本身是辛苦的，也会令人不快，但是它的成果会给人们带来快乐。就如黑格尔所说：“儿童的最早的冲动就有要以这种实践活动去改变外在事物的意味。例如一个小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34]人们会对劳动的结果感到惊奇，也感到满意。人们劳动之后，通过休息和劳累的消除，也会感觉到愉快和满足。把劳动视为享乐，就是从这样的结果来看。正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劳动是生命的运动形式，因而可以成为一种生活享受。”[35]的确，劳动创造人、证明人、发展人，是生存之本。
总的说来，关于享乐伦理，除了要关注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劳动创造的精神财富。弗洛姆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少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还取决于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个性结构。经济收入上的差别，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重要。社会上层的‘享乐’是那些无钱享受但又渴求幸福时光的阶层的享乐榜样———这样，社会下层的‘享乐’就愈发成了上层社会享乐的低劣模仿，尽管这两者的花费不同，但两者的性质是差不多的。”[36]正是在这种观察中，弗洛姆指出上世纪早期的美国，无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人们通常认为享乐由以下内容构成：看电影、参加舞会、观赏球赛、听广播、看电视、周末乘车兜风、星期日上午的懒觉以及出外旅游。这个享乐清单在今天，因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被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享乐既是现代人生活的内容，也是现代人面临的考验，对于青年人尤其如此。
现代人很难拒绝舒适和对于生活的享受，就道德教育的内容来说，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理性和明智的处理方式。正如甘绍平所提倡的绿色价值包含的主要内容之一：“无限的富裕生活并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唯一对象，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体面的、基本益品得以充分满足的生活。”[37]这种生活是至简知足的，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一种轻松、安宁、快乐、自由自主的生活，它随着每个人的辛勤劳动而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都有自己的需求和特殊的抱负。”[1]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当人们有能力和勇气通过劳动去追求体面的、基本益品得以充分满足的生活时，是不应该缺少奋斗精神的。奋斗才会带来享受，它也是生活最大的享受。看待道德教育中的劳动与享乐，乃至于进行劳动教育和享乐教育，让我们记住席勒的箴言：“人是用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画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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