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
笔者与合作人曾于2019年发表了《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解析为例》一文1，阐释了“边疆性”与“现代性”的镜像关系，以今天的学术研究视野和方法回望，探讨了李安宅在《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中的“边疆性”一词在当时的背景下应有的较深含义，绝不是仅仅边疆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而提出的一种对策或建议。2020年是李安宅先生120周年诞辰，纪念这位成果丰硕的学术大师，须继续研究其深邃的思想。笔者认为，从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分析，李安宅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在中国西部省份就作了跨学科的边疆研究，把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运用在藏区的基层调研上，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边疆研究之中，对李安宅学术思想研究来讲，业内探究其相关边疆学术活动的目的性、培养良好的学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可以激励今人在治学方法上予以改进并进一步厘定“边疆性”的概念;或者说，即使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至少能够就李安宅首先提出的“边疆性”这个概念有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给予一个定义，从而有利于边疆学原理研究的开展，有利于对现今中国新时代边疆理论学理构成的研究。
一、近些年国内“边疆性”研究文献的知网检索结果
一个研究命题在业内的关注度如何，反映了这个命题的学术研究态势。边疆研究是近些年中国大陆学界前沿性问题探讨的热点之一，其中在关于边疆多个概念的讨论之中，涉及到“边疆性”概念的却并不多。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2001年之后涉及“边疆性”的国内论文进行检索，筛选出以“边疆性”为主题的研究论文100多篇，直接探讨这个命题的约40篇，十多年来这项研究也是起伏不定。令人可喜的是，有三分之一的文献依托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而刊发，众所周知，该基金项目有着时间上的连续性，这样就使得这个命题有着深入进行的取向。从数量不少的相关文献中反映出的内容大致可见“边疆性”研究有了一定的拓展，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在扩大，体现出学界对“边疆性”探讨的主动意识。到2013年，涉及“边疆性”研究的论文在起伏中有逐渐上升的态势———这与国内高校尤其是西部院校对李安宅的研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截止到2020年上半年，对提出这个命题的李安宅及其“边疆性”探讨的论文还是不多，总共只有20来篇。总的看来，即便有人使用了“边疆性”概念，也没有人对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予以定性和解析，仅是使用这个名词来阐述自己的边疆研究观点。
客观地看，这些文献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不少文献通过相似的命题和关键词，在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边疆学等诸多学科的指向，构成了研究人员网络似的联系。例如，汪洪亮、王川、常宝、陈波、林日杖、杨天宏、岳天明、张琪、田利军、郭占锋、许静、郭一丹、王春焕、孙宏年、杨明洪、袁剑、朱志刚、岳永逸、席婷婷、朱金春、彭秀良、高亮、王先梅等学者包括笔者，在研究中也呈现出对某一命题的交集并以不同学科的视野予以探讨和论证，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会议和期刊的形式得到业内的反馈并催生更多的研究成果。
从中国知网(CNKI)检索出的文献“资源类型分布”信息可以看到，研究成果主要以会议、期刊、辑刊以及硕士博士论文等形式推出，其中期刊的贡献最大，推出的相关研究成果占58.3%。由CNKI统计的论文在“学科分布”上，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占到62.8%;哲学人文科学次之，占34.3%，经济与管理科学占2.9%。当然，CNKI的这个文献“学科分布分析”略显粗糙，未细化到各个具体的学科，只能从总体上反映出学科分布上有交集，尤其是在相近的命题上产生交集的概率更大。需要指出的是，CNKI对专著不予收录，因此无法反映相关著作对“边疆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据笔者了解，目前学界似乎还没有关于李安宅“边疆性”研究的专著，此事还有待求证。
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还可以看到论文所列关键词里“边疆研究”与“李安宅”的数量相当，均排列在靠前的位置，表明一部分学者所谈“边疆性”问题，必与李安宅的著述或李安宅本人的学术观点相联系。有的论文列在第一的关键词是“民族社会工作”，可以看作是这些文献互引中最大的“公约数”，这和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提出的相关命题有较大的关联2。可见近几年与“边疆性”有关的此类命题研究处于方兴未艾之中3。随着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朝着纵深发展，早期学者所创建的理论与观点受到后人的关注，学者在跨学科研究中挖掘出这些理论的更多价值4，其中李安宅的边疆认识和“边疆性”命题，对今人的边疆研究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在边疆理论研究中须涉及的“边疆性”命题
有研究者曾经对李安宅学术研究以及其后的进路问题提出过意见和建议5，但学界长期以来对此深入探讨者不多，少有人在李安宅的学术研究进路上提出专门的看法，例如业内探讨李先生的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与其研究边疆是否有关系，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李安宅边疆理论的关键词上着墨不多。业内有人曾经有意将这个命题研究引入到方法的探讨上，也有人在李安宅研究的学术视野转换上提出了看法却再无接续的研究。6林日杖教授曾对一段时间里的李安宅研究进行了评析，提出对李安宅研究的论文要改变“述”多“评”少状况的看法。所谓“述”多“评”少，说的是在对李安宅学术思想的研究中，侧重于人物传记与学派建立贡献的论文较多，而理论研究的论文偏少。本文前面提及的“李安宅学术研究的进路”问题，也是林教授当年提出的，其含义应该是，学术研究仅对人物作评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人物的学术观点和理念进行解析甚或在学理上进行拓展研究。
近些年对李安宅的研究逐波上行，到2015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学术高潮，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贡献分不开。林日杖教授认为，由于多数研究人员关注点集中于人物命运和学术活动，可以将李安宅研究的范式基本定位在邓锐龄起始的人物与著述介绍的范畴7，而在学术上有价值的学术思想研究似不足为道。林教授将这种研究状况称之为一种“范式”并直白地指出这种范式需要转型。林日杖教授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总体上看，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并不太多……这与李安宅所具有的学术影响颇不协调。李安宅研究涉及领域众多，但还更多是民族学类、人类学界、藏学界的学者对李安宅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界对李安宅的关注则较少，少见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李安宅研究的通道交待并不是太明显。各项成果最终要通向何方，交待不清，或几无交待。”[1]林日杖所指出的“通道”和通向何方的问题，在其后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多数研究者依旧走的是评介李安宅生平学术活动的路子，或者只是对李安宅的某些著述进行评析与再评析。当然，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若没有或缺乏对学界著名人物本身的了解，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将是单方面的。汪洪亮教授早在2006年就提出并论证了李安宅的边疆学术思想并且对李安宅和于式玉的生平有详细的介评8。林日杖教授提出“范式转型要走向周边”，即依然以李安宅为中心扩展到其他的边疆研究者，进行人物学术活动的关联对比研究。换言之，林教授除了提倡多读李安宅原著以全面把握李先生思想的建议外，似乎还是把研究进路指向人物的比较研究上，亦即文中所谓的边疆研究人物的“周边研究”9。
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宽广大道，足以为业内的李安宅研究提供一个纵横驰骋的场域———这是“边疆性”概念的视野在新时代可以拓展的前景。但是如果不对“边疆性”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边疆性”一词依然可能在不同语境中被随意地使用，其内涵与外延依然没有能够为阐释边疆现象而约定一个定义。
从形式逻辑学的角度看，对所研究的事物下定义是一项必要的环节或者说是必须的基础工作，顾颉刚先生曾说李安宅从来不是“空头理论家”[2]，这是一个学问大家对另一个学问大家的观察和评价。那么对李安宅先生这样既读了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的大学者来说，他提出了“边疆性”概念却没有对其赋予一个明确的、凝练的定义内涵，是何缘由?这个问题有待于后人探究和解析。
从以李安宅为代表的华西边疆学派对边疆研究的贡献之中能够看到那些前辈得益于“意义的意义”之认识[3]，这也是李安宅早年探讨的一个学术领域，与李先生后来的边疆研究有着思想方法的联系。笔者个人的理解，对某一事物的理解，需要要从一种表象的背后去挖掘实质。从华西边疆学派前辈们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宗教学、语义学乃至于美学等方面取得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来看，不仅与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祝维汉、傅斯仲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的阅历有关，也与他们在边远艰苦地区的实地深入考察有关，还与他们勤于思考日积月累钻研学问的学风有关10。这种阅历与知识加上学风的结合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才能够对边疆问题有切身体会并上升到理论层次。
李安宅的学术研究是在深入边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由厚积的学科知识而有所创见。更为可贵的是，李安宅等华西坝上学者的诸多研究11，“不是为边疆而论边疆，乃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4]。那一辈学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向是以参与到边疆服务之中为追求的。后来华西边疆学派大多数成员参与到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实践之中，将所学所研贡献给中国大陆统一的伟大事业，功不可没，很好地诠释了李安宅先生等人“学为国用”的学术情怀。
前辈曾经探究的命题，需要置于持续的学术环境与新的话语体系中提升。“边疆性”的内涵只有在边疆学的研究之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义。“边疆性”一词只有与边疆相关研究的概念集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基础性或原理性的概念，才有被深掘的合适土壤。概而言之，李安宅先生多年前提出的“边疆性”概念被引入到边疆理论的体系研究后，才能解决其学术观点的理论进路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边疆理论研究，李安宅早期提出的“边疆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概念。
三、对“边疆性”概念研究中予以定义的个例分析
面对“边疆性”问题，中国大陆学界的学术诠释一直语焉不详且没有对这一名词相近或相似的说法，乃至对“边疆性”这一名词连学术讨论的展开也似乎未曾有过。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学界尚未探究“边疆性”这个概念的诸多视域以及由这些视域派生出的解析。不过笔者在文献检索中发现袁剑博士是使用“边疆性”一词频幅较高的学者，其已发表的四篇论文标题都有“边疆性”字样，都直接涉及“边疆性”一词的运用，文章内容都将“边疆性”与边疆战略挂钩且有着他自己比较清晰的思路脉络12。
在《清代中国的“边疆性”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袁剑开篇第一句就交待了对“边疆性”的看法并称其来自对“边疆”的定义，他认为“清代在对边疆的政策取向方面提供了一个概念上的支撑，也就是说，边疆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固定化的概念，而是处在一种时刻的流动过程之中”。该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陈述诸多学人使用“边疆”一词的差异，其中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尤其是将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关于“边疆形态”的论述大幅引用，以证明中国清朝时期的“边疆”是流动的一大片区域，由此提出了思考清代对边疆政策方面的“边疆性”问题，亦即边疆治理的战略问题。袁剑在另一篇论文《“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中明确提出“清代边疆性概念，是从清代的边疆概念衍生出来的”。他在文中说的“边疆性“，“指在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中国自身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战略”。不难看出，这段话在形式上像是在下定义，符合形式逻辑下定义“XXX是XXX的XXX”(种概念+本质属性+大概念)的格式。确实，该论文通篇都是在谈清朝中国的疆域整合，这种整合必须要有战略谋划与战略实施，但是从这个相当宽泛的角度，作者得出了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即“边疆性”是清朝在国家“一均化”(此为袁剑论文中的一个术语)意图下的一种战略，这显然不符合下定义在形式上的几项要求。人们通常在一个名词之后缀用性予以组词，该词就直奔其属性。例如，客观性、主观性，表达的是某一事物经过人的思维所赋予的客观或主观的属性。若“边疆性”的属性是某种战略，笔者在这里权且当作是一种诠释性的说法，而不是对边疆性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袁剑博士在《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观念折射》一文中已经不再把“边疆性”局限在清朝中国的一种战略了，而是扩大到中国周边的国家，提出了“对中亚各国在国家建构与历史疆域认知方面呈现出的国家感与边疆性进行尝试性分析”这样的命题。从该文的叙述中，笔者看到其所说的“边疆性”，是一种在国家层面上把疆域各个部分尤其是边缘部分互动起来的现象，国家将那些还未实现“一均化”的地区视为带有边疆性质的地方。换言之，边疆性是改建未“一均化”地区的战略依据，是一国对边疆治理方略的体现。
可以说，袁剑博士专门谈“边疆性”的相关论文将“边疆性”这样的概念解析为国内外在疆域互动的现象，把“定义是通过一个概念明确另一个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用于分析，将“边疆”的概念进行作者自身的厘定，然后根据某些国家边疆现象和运动的观察，再将“边疆性”归结为国家战略所赋予的一种事物即边疆之属性。至此，已经不能再用一般形式逻辑学下定义的普通方法来评析袁剑的诠释了。或许，这需要上升到“正题—反题—合题”的层次上去才能理解，这是一个更为曲折叙述的过程，需要有特别的揣摩才能加以理解。或许这个“边疆性”为何是战略的最终诠释，需要袁剑博士自己来完成，这将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
但是，按照形式逻辑对事物下定义，是人们确立概念应当遵守的一般规则。因此，对于袁剑博士在最近研究中所说“理想叙述与现实疆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当今各国的边疆性特征，即各国都无法彻底在现实层面真正塑造一个具有整体连贯历史与单一族类空间的国家空间，中亚各国间在边疆的历史和群体复杂性塑造着其显著的边疆性特质”[5]的内涵需要从多角度思考，这也是在有可能商榷的情况下继续探讨的———对事物的本质需要定义，下定义既是对相关内容的高度概括，这种概括在内容上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予以简练的表述;又要符合格式上的要求，即形式上要把被定义的概念放在一个大的概念中，再加上对其本质特征进行描述的限制，如此这般，以表述出事物的属性。
个人认为，虽然李安宅早就提出和论证了消解“边疆性”的命题，但并没有对“边疆性”下定义。毋庸讳言，中国大陆学界一直存在的“不作定义”和“无定义争论”现象，也是学者之间对话困难的缘由之一。但正因为需要经过对话探究，又造成了业内学术交流讨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意义。无独有偶，2017年朱金春博士发表了一篇标题中含有“边疆性”一词的论文，文中注释有一段评语:袁剑阐述了清代“边疆性”的内涵并总结了其特点，认为清代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诸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远超元朝重视边疆的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既巩固核心地域，同时又将边疆地区置于重要战略地位的清代所独有的统治观念，就是清代中国的边疆性。[6]朱金春还指出，清代边疆性具有历史发展的多维性、“中时段”性、生长性、跨族群性等特征。这条注释或许是我们理解袁剑所说“边疆性”的一个切入点。朱金春在这篇论文中通过对多位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观点，归纳出一个研究者容易隐含转换的看法，即有的论文阐释了将“满洲特性”看作“边疆性”的转换过程，而与之对应的是“华夏性”(大一统的愿望及以儒家学说治国的理念等一系列中原文明的体现)。朱金春认为，“华夏性”与“边疆性”实际上在其各自内部有着超越自身而相互渗透与制约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是“华夏性”还是“边疆性”都无法概括清朝的王朝结构与性格，实际上清朝表现出基于两者基础之上的极强的混杂性与复合性。
朱金春一文也将清朝统治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操作揭示为一种边疆性，而且这种“边疆性”是在“内卷化”13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理解与袁剑的阐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皆从清朝的统治特点去挖掘“边疆性”的内涵。朱金春特地指出:在清朝的统治架构中，边疆已经具有关系到清帝国大一统命运存亡的重要性，这在以往王朝中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清朝已经具备了一种关系自身命运的“边疆性”。可以说，从袁剑到朱金春，都旨在以诠释一种治国方略而不在乎给“边疆性”下一个定义，于是也不会追根溯源去阐释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笔者注意到，不少学者使用“边疆性”做标题的论文，都未提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名家的李安宅先生，或许这是不谈中国大陆学界早就有人提出过“边疆性”问题的一个缘由，即在研究者将边疆性研究进行拓展时，直接与历史和现实问题挂钩，不大在意李先生曾经提出的这一学术概念。笔者也曾在小范围内与同行交流时发现，确实有人不知晓中国百年间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曾经有一位著名学者提出过“边疆性”，并多次论述要使“中国的边疆性消失于乌有”[7]。可以说，李安宅先生作为华西边疆学派核心人物提出的“边疆性”既具有原创性又具有先创性，他还对如何消解中国陆疆的边疆性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对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是有一定影响的。从这个角度讲，尊重学术上的先创性，文献检索这门基本功不应被学人忽略;而从提升边疆理论研究水平的角度讲，对边疆属性的认识，还有待学人共同继续努力。
四、“边疆性”概念在于确认边疆研究的实践性
如果从早期李安宅等前辈的探索到今天诸多学人的研究，仅仅从诠释“边疆性”的角度，即使是从战略层面看，宏观地将边疆现象作为边疆研究观察的一个窗口，人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存的各国在历史中，都有一个在地理疆域疆界的“边疆运动”过程14。这里所说的“边疆运动”，即一国的地理疆域疆界在拓展后逐渐固化的态势与过程。大国“完成边疆运动”的标志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基本上达到一体化，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明显差异性，经济、文化的共性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尤其是一国人们的认同性不会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宗教的不同而消减，各地人群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蕴涵了对国家的忠诚伦理，将本国疆域内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同。15简言之，凡是完成了边疆运动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文化尤其是国家价值体系认同的均质化[8]。这样抽象的认识也是基于对消除“边疆性”长远战略的理解，即所有的“边疆性”都产生于人们的实践之中。笔者早些时间提出李安宅所言“边疆性”须以“现代性”为镜像来理解，也是以此为基点。
以此阐释为语境，纵观世界历史，大致有五种形态:有的国家还未完成边疆运动就消亡了，有的国家在完成边疆运动之后也消亡了，有的国家在进行边疆运动过程中时起时伏不断遭遇大国或同等国家的打压，还有的国家一直未完成边疆运动却长期存在但面临群起而攻之的境遇，也有的国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了边疆运动较快地成为相对稳固的大国强国……若这个在地球人类国家历史反复得以印证的实践活动能够被业内认可，那么中国的边疆性问题，最终的根源就在于国家最高决策层如何赋予其所具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国之长远战略必定要考虑边疆问题，要根据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条件决定如何治理边疆。
由上，对李安宅先生的“边疆性”命题，再参考袁剑、朱金春等学者的观点，本人尝试将“边疆性”定义为:边疆性是部族或国家政治集团对其所涉利害16边缘疆域所赋予的某种性质，这种性质由各时期各政治集团根据实际情况而确定。这个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吻合的且外延大于内涵———定义的内涵在边缘疆域是部族或国家政治集团认为涉及其利益需要予以定位的地方，而外延可以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集团对事关利害的边疆属性的认知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哪国的决策层将国家边疆推向哪里，其国家的边疆研究只能跟进到哪里或必须延伸到哪里。
从一国认为边缘疆域的形态看，既可以是陆疆、海疆、空疆、外空疆等可以体感到的实体边疆，也可以是互联网、国际金融等不易体感到的虚拟体边疆;从一国认为边缘疆域的性质看，既可以是具有完整主权的实体边疆和虚拟体边疆，也可以是主权不完整或部分主权让渡的实体和虚拟体边疆。在边疆形态与性质的总和之中，就有了近些年“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前出边疆”等形而上的认识及其说法。这些说法恰恰是政治集团对边疆的认知和实践，否认这些实践的体现与说法，在边疆研究之中是不适当的。
人类社会的疆域经历了从部族到国家不断发展的历时性，也经历了以某地为中心攫取资源彼此争斗的共时性。这是两条纵横相交的坐标，一条主线是一种数千到万年人类有组织进行活动的轨道，还有一条主线是每一个时间段中的部族或国家都得依托于取得某个疆域的资源而生存发展。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作用于空间，就是人类社会的疆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边疆观念。因此，边疆既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叉所展现的一种空间，又是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的一种时空统一体[9]。
正是由于边疆具有这样一种属性，人类从部落到国家的各个阶段，“边疆”所体现的意蕴，在于各个利益攸关方对该地域的争夺，通过介入与反介入，认定与反认定，改建与抵制，整固与分离等活动，将某些地域或海域或空域乃至虚拟的空间边缘作为边疆对待，实施一系列战略和方针政策，以确保本国或国家集团的在利害抉择中趋利避害，获得生存发展的更多资源。这就是本人抽象出“边疆性”定义的依据。
经过综合辨析，笔者有理由认为:李安宅提出“边疆性”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中国具有边疆属性的那些地方进行依托于“现代性”的改建，以便于整固国家对该地域的治权。个人认为，之前学界不少人未对“边疆性”下定义有一定的原因，最主要是相关著述的作者把诠释边疆性看作是必要条件，而没有在乎下定义是阐释边疆性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结语
在经过多视角的综合解析之后，进一步看“边疆性”命题，应该还有较大的探究空间。首先，李安宅先生的“边疆性”命题，肯定不只是基于社会学或社会工作的理论才显示出来的，也不是凭借单一的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学科而得出的观点，是由其长期在边地基层调研的基础上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涉及到边疆研究的基础性概念。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需要继续深掘和发展。其次，在边疆问题和边疆理论的研究之中，“边疆性”是一个原理性的概念，这个问题若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边疆理论的原理研究就缺少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个重要性应当被业内学人所认识并付诸于深度研究。再次，经历了中国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之后，在方兴未艾的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中，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当前中国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兴起，与中国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的时期紧密相连，是时代所使，中国人应该也能够在边疆理论的原理性研究上作出贡献。
林日杖教授所提出的“改变研究范式”的建议，聚焦在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不仅对李安宅先生的边疆研究如此，对扩及李先生同时代周边人物的研究也应如此，对进入新时代的边疆研究还应如此。新时代的边疆研究，若要建立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命题上，必须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要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解决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业内学人可以在李安宅命题的启迪中得到其学理起点顺延的逻辑链环，再将这些逻辑链环拓展出新结构的思路，助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由此继续探讨相关问题，“边疆性”的内涵仍然有待于为业内所认识和进行拓展，才能对应于应时而出的大量边疆现象，实现边疆学学科既能诠释过去又能解释现在，还可以阐释未来的目标任务———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边疆学术研究进路的一种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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