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基于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4所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向分析发现：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动的“马太效应”显著，“北上广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退、产业结构转型等发展要素的转变，人才资源日益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最紧缺的要素。在此背景下，新一轮“人才争夺战”爆发，2017年中西部的成都、武汉、西安等新一线城市率先出台了针对高校毕业生的落户、住房、就业、创业等系列优惠政策，随后东部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相继加入竞争。与以往人才竞争不同，新一轮人才争夺的目标群体开始从“金字塔尖”的高层次人才向“塔基”青年学历人才拓展，参与竞争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是东部一线城市，诸多中西部新一线甚至二、三线城市也主动参与布局。
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问题备受关注，“孔雀东南飞”、“人才空心化”等现象被广泛用来描述中西部地区所面临的人才流失困境。而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下，中西部地区主动出击，各类人才政策表现抢眼，究竟能否扭转其长期人才流失的态势？缓解东中西区域间人才分布的失衡？再次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对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流向与网络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可以从一定角度解析当前中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的扩散与集聚态势，为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与吸引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人才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是生产要素在空间格局再配置的重要过程，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DeHass，2010）[1]。人才流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人口迁移研究中去，其中Ravenstein（1895）提出的“推拉理论”（Pull-Push），将人口迁移的决策看作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2]，这种拉力和推力包括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Lewis，1953；Massey，1993）[3,4]。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将劳动者的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即劳动者为了在未来获得一定的收益而在流动时承担相应的成本，当预期的收益大于流动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时，劳动者的流动就会发生（Schultz，1961；Ehrenberg，1999）[5,6]。人才流动本身是一个利益再分配机制，伴随着这种流动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Lissoni，2018；Caviggioli，2020）[7,8]。但是，人才流动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某一地区人才流失的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输出地的人力资本收益，对输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Docquier,2020）[9]。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经济发展、就业机会、薪资待遇、教育医疗等方面同东部地区差距不断拉大，中西部地区大量人才集中流向了东部地区（李扬、刘慧等，2015）[10]。其中，高校毕业生是重要的流失群体，中西部20个省区市中，有17个省区市毕业生都是净流出的，部分较为偏远省份的高校，毕业生流失率甚至高达70%（岳昌君，2012；杨雪怡，2010）[11,12]。这种流失现象的背后，除了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差的就业环境外，高校毕业生自身的人力资本特征也决定了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其有着更强的信息接收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更容易流入到东部地区就业（窦开龙，2007；颜银根，2020）[13,14]。而在新一轮的人才竞争中，高校毕业生成为各地人才争夺的主要目标群体，再次引发了对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失问题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此轮竞争是新时代的良性人才争夺，可以打破毕业生“唯北上广深不能去”传统观念（李家福，2018）[15]；也有学者对表示担忧，认为除了少数新一线城市外，中西部其他城市基本不具有竞争力，此轮人才争夺反而会加剧这些地区毕业生流失（喻修远，2019；孙健敏，2018）[16,17]。
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流动可分为五种模式：不动，即生源地、高校所在地和就业地重合；前期流动，由生源地流动到高校所在地就学，留在高校所在地就业；后期流动，即在生源地就读大学，毕业后到其他地方就业；继续流动，即毕业后在生源地和高校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就业；返回流动，即由毕业地返回到生源地就业（Faggian，2006；岳昌君，2016）[18,19]。当前，有关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向的研究，多数以调查数据或者个别高校数据为基础，如杨钊等（2011）采用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总结出我国高校毕业生流动中生源地、就学地和就业地重合的不动模式居多，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更多的选择向中心城市集聚[20]。万一等（2018）小范围的对C9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情况分析后，认为近八成的毕业生流向了东部地区，留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逐渐下降[21]；也有研究采用了高校发布的就业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前全国毕业生流动的空间布局，大致呈现沿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分布的“弓形”格局（聂晶鑫，2018）[22]。
总的来看，既往研究阐释了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失的严峻问题及其成因，初步描绘了其在空间范围的大致流向，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多数研究大都基于个体或高校调研数据，对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的总体流向把握不够；二是，空间流向以分布特征研究居多，缺乏有关毕业生流动路径和空间网络的详细刻画。本文将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省际空间流动状况进行分析，并计算流动强度、空间集聚程度以及节点中心性等指标，可以更全面地揭示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流向特征。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取自各个高校1发布的《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由于中西部251所“双一流”高校中有部分高校缺失毕业生省际流向数据，剔除后筛选出有效样本高校24所，包含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1所，其中A类8所、B类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3所，覆盖中西部地区13个省份，详见表1。 表1样本高校情况导出到EXCEL 地区高校数量省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中部地区12所4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湖南湖南大学（B类）湖南师范大学1安徽 合肥工业大学1河南郑州大学（B类） 1吉林吉林大学 3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西部地区12所5四川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1重庆重庆大学 2陕西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1广西 广西大学1贵州 贵州大学1宁夏 宁夏大学1云南云南大学（B类）
24所样本高校占中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总数的47.05%，包含就业毕业生124908人，其中本科生45191人、研究生79717人，就业毕业生占到了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整体就业人数的45.79%（见表2），样本高校数量、就业人数的区域分布同总体分布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2样本分布与占比导出到EXCEL 地区高校情况就业人数情况整体高校数量样本高校数量占比整体高校就业人数样本高校就业人数占比中部241250.00%1317585858044.46%西部271244.44%1409996632847.01%中西部合计512447.05%27275712490845.79%
（二）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社会学家根据数学方法﹑图论等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方法，该方法将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划归为一定的网络构型，通过刻画网络的整体形态、结构和特征来揭示社会网络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该方法在人口流动研究也较常使用，王珏（2014）、盛广耀（2018）等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用此方法来揭示各类人口群体的流动特征[23,24]。因此，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毕业生空间的流动特征进行分析，来描绘省际高校毕业生的流动网络，从而提取流动强度、空间集聚程度以及节点中心性等网络特征。
高校毕业生省际流动强度，采用输出地（Origin）与就业地（Destination）之间毕业生流动规模大小进行衡量，即某一输出地同某一就业地之间的流动规模占该输出地所有外流毕业生规模的比例。公式如下：
ODij=Fij∑j=1nFijODij=Fij∑j=1nFijODij=Fij∑j=1nFij
ODij为i区域向j区域的毕业生流动强度，Fij代表i区域高校毕业生向j区域就业流动的毕业生数，代表i区域向研究范围内所有区域流动毕业生总数。
四、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流向
高校毕业生流动类型划分上，由于本文主要分析毕业生的就业空间流向，因此参考Faggian等（2006）、岳昌君（2016）“两阶段、三地域”的划分方法[18,19]，将五种流动类型合并为本省就业、跨省就业两种（见表3），其中跨省就业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表3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类型的划分导出到EXCEL 流动类型含义本文的流向类型不动生源地、高校所在地和就业地重合高校所在地就业（简称：本省就业）前期流动由生源地流动到高校所在地，在高校所在地就业后期流动在生源地就读大学，毕业后到其他地方就业跨省流动就业（简称：跨省就业）继续流动毕业后在生源地和高校所在地以外地方就业返回流动由毕业地返回到生源地就业
（一）本省就业
1.西部毕业生本省就业比例显著高于中部 图12018年中西部各省“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占比情况 下载原图
从毕业生整体流动去向来看，西部高校毕业生以本省就业为主，中部高校毕业生则以跨省就业为主。如图1所示，在样本高校中，西部地区本省就业毕业生的平均比例高达52.5%，其中贵州、宁夏、云南毕业生的本省就业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而中部地区毕业生本省就业仅为32.1%，其中黑龙江、吉林比例最低仅有21.90%和26.07%，反映出当前东北省份正面临严峻的人才流失形势。这种现象打破了西部地区人才更易流失的传统认知，但观察此类本省就业比例较高的省份，不难发现其高校综合实力都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毕业生的外流资本，降低了毕业生外流就业的竞争力。
分学历层次来看，西部各省对研究生学历毕业生的吸引力较为缺乏，其留在本省就业比例要显著低于本科生，较为有代表性的贵州、宁夏、广西3省研究生的就业比例比本科生分别要低29.5%、17%和15.7%，说明西部地区更难留住高学历的人才，有了一定外流资本的毕业生更易流失；而中部地区的表现则相对较好，多数省份的研究生就业比例要高于本科生，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河南和安徽，尽管两省本科生就业比例仅为43.11%和26.65%，但研究生的本省就业比例却高达69.2%和49.8%。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研究生对于就业地经济社会环境要求更高，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更加符合其择业要求，像河南、湖北和湖南GDP水平已经达到了全国前十位；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结构对于研究生学历毕业生需求更高，能够提供更加匹配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加之其出台的强有力的引才政策，更加能够吸引高学历人才留在本省就业。
2.生源因素基本决定了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规模 图22018年各省本科毕业生本地生源与本省就业比例情况 下载原图
既往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在生源地范围内就业[25]。本文考察各省本科毕业生3的本地生源与本省就业情况，如图2所示，发现二者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本省生源比例越高的省份，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的比例越高，由此可以推断，本地生源规模基本决定了高校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的规模。以上结果反映出，中西部地区当前吸引的人才仍然是以本地人才为主，外省毕业生留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很低。
此外，从图2还可发现，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毕业生的本省就业率要低于本地生源率，特别是河南、黑龙江、广西三省毕业生本省就业要比本地生源比例低了24.85%、18.74%和10.28%，表明中西部地区非但没能留下外省生源毕业生，其所培养的本地生源毕业生还存在着较大规模外流。作为本省就业的主力群体，留不住本地毕业生成为了中西部地区人才空心化问题的重要原因，而在东部各省不断加大引才力度的背景下，这种流失问题可能会逐渐加重。
（二）跨省就业
跨省就业是毕业生主要的空间流动模式，占全体就业毕业生的56.34%。如表4所示，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动至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就业比例为66.34%、15.53%和18.14%，整体上呈现向东部发达省份集聚态势，广大中西部省份集聚水平则相对较低。 表42018年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跨省就业分布情况导出到EXCEL 东部地区人数比例中部地区人数比例西部地区人数比例广东1446120.55%河南27573.92%四川26753.80%北京735610.45%湖北24523.48%重庆22853.25%上海52857.51%湖南19612.79%陕西13271.89%浙江51507.32%安徽13031.85%广西13101.86%江苏46426.60%山西7851.12%贵州12291.75%山东33414.75%江西7831.11%云南9821.40%河北17322.46%黑龙江5350.76%新疆7601.08%福建15942.26%吉林3510.50%内蒙古6320.90%辽宁13591.93% 甘肃5560.79%天津12671.80% 西藏4090.58%海南5000.71% 宁夏3080.44% 青海2890.41%总计4668766.34%总计1092615.53%总计1276318.14%
1.东部地区是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流动方向
如表4所示，跨省就业毕业生有一半以上流入到东部地区，其中“北上广”依然是毕业生流动最主要的目的地，吸引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跨省就业毕业生，但“北上广”在毕业生集聚态势上分别呈现出“点、面、线”的不同特征：
北京单点优势突出，吸引了10.45%的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较小的经济地理范围内集聚度非常高，但对周边区域的人才吸引带动作用有限，河北和天津仅吸引了2.46%和1.80%的毕业生，京津冀区域内部毕业生集聚差距较大。这表明，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北京对于周边地区人才的虹吸效应依然显著，区域内部人才集聚十分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则形成了核心—中介—边缘的多层关联毕业生集聚模式[26]。上海吸引了7.51%的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而周边的浙江和江苏吸引比例也达到了7.32%和6.60%，三者基本持平。上海作为我国经济中心，其人才集聚实力毋庸置疑，是长三角人才集聚的核心，但相对来说其人才准入门槛较高，导致其直接吸引毕业生规模并不突出。江苏和浙江作为紧邻上海的中间层，一方面协同吸引了一定规模的中西部毕业生集聚，另一方面自身也是上海人才供给的重要来源。
广东是最吸引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省份，吸引了20.55%的毕业生，超过第二、三位的北京和上海之和。不同于北京小范围、高密度的单点集聚，也不同于长三角“江浙沪”包邮区的全面集聚，广东吸引高校毕业生集聚范围更多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沿线的重点城市，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新增人口中有87%集中于此。这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人才方面协同发展合力初步形成，而随着“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深化发展，区域内部的人才协同效应进一步显现，将延续其在人才吸引与利用方面的传统优势。
2.中西部地区内部毕业生跨省就业集聚态势分异明显
河南、四川、湖北、重庆是中西部毕业生流入的相对“高地”。在中西部区域内，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入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河南、四川、湖北、重庆，分别吸引了3.92%、3.80%、3.48%和3.25%的跨省流动毕业生，同周边相比集聚规模较为突出。生源因素和经济因素是以上省份毕业生集聚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这几个省份多数都是高考大省，有大量生源输出到省外，以河南为例，在样本高校的外省生源中，河南生源比重高达8.22%，其吸引的毕业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地输出生源的回流；另一方面，这几个省份属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新兴经济强省，河南、四川、湖北2018年GDP总量分别位居全国第5、6、7位，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才成长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加之成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近年来毕业生引才政策的实施，对高校毕业生吸引规模有所增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上述各省的毕业生流入规模在中西部地区是较高的，但相较于对外输出的生源规模，其净流量仍然是负向的。
安徽、山西、江西是中西部毕业生流入的相对“洼地”。安徽、山西、江西作为中部省份，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但毕业生流入规模却显著低于周边省份：安徽仅吸引了1.85%毕业生流入，远低于东部紧邻的浙江（7.32%）和江苏（6.60%），比相邻的中部省份河南（3.92%）、湖北（3.48%）也相差近一倍左右；山西和江西流入规模则更低，仅有1.12%和1.11%的毕业生集聚，不仅远低于周边省份，甚至比西部省份贵州（1.75%）、云南（1.40%）流入规模低。但以上三省却是样本高校外省生源的重要来源省份，分别占生源总量的4.24%、4.13%、3.95%。依据新经济地理学提出“集聚阴影”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存在着虹吸效应，落后地区越靠近经济发达地区越容易受其抑制，从而不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27]。本文认为，在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动上，同样存在着这种“集聚阴影”，以上三省地理空间上紧邻经济发达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又受中西部新兴经济强省夹击，回流生源通常会被相距不远而经济更为发达的省份截流。
东北、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则处于毕业生流入的“边缘”。受自然环境、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甘肃、西藏、宁夏、青海等省份毕业生流入规模普遍较低，平均占比在1%以下。以上现象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内部，人才集聚不平衡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偏远落后地区的毕业生流入严重不足，亟需国家出台相应人才政策和帮扶措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与配置。
五、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向的网络特征
（一）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多中心空间网络格局 图32018年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省际流动网络 下载原图
为满足社会网络分析的要求，将流动强度大于或等于0.018（0.018为省际流动强度均值）视为两省之间存在毕业生流动联系的阈值，并据此绘制出112条流动路径（见图3）。可以看出，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流动网络基本呈现“东密西疏”的态势，较大规模的毕业生流向仍然是以向东部地区流入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内部毕业生流动联系则十分薄弱。
网络的中心性体现了流动网络整体向少数核心节点集中的趋势，而中心度是衡量节点中心性的重要指标，中心度越高的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联系越强，主要包括点入度和点出度两个指标。在毕业生流出网络中，黑龙江、吉林点出度最高为14，同全国接近50%的省份均有较大的毕业生输出规模，是毕业生流出网络的一级核心节点，重庆、湖北点出度分别为12和10，同全国三分之一的省份有较大规模毕业生输出，是毕业生流出网络的次级核心节点，其余多数省份的点出度平均在8左右。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毕业生流出活动较为活跃，尤其东北省份毕业生外流的规模和范围都相对较高，是毕业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在毕业生流入网络中，北京和广东的点入度为13，表明以上两省市同全部13个毕业生流出省份均有较强的连接，对毕业生流动全局网络有着较高的控制作用，是流入网络的一级核心节点。而上海、浙江、江苏点入度为10，同大多数毕业生流出省份有较强连接，是流入网络的次级核心节点。无一例外，点入度前几位的省份均为东部省份，而多数中西部省份点入度则较低，表明在毕业生流动网络中，主要流向仍然以东部地区为主，中西部地区内部缺乏毕业生汇入。
其余处于流动网络的边缘位置省份，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新疆、西藏、青海为主的偏远地区，其同所有节点的连接强度均相对较弱，各省高校毕业生流入比例均比较低，是流动网络中绝对边缘的节点。分析认为，这些偏远地区由于较差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导致区域之间的人才互动不足，高校毕业生流动活跃度较低；另一类是广西、贵州、安徽等相对边缘节点，尽管同整体网络的联系较弱，但受个别节点影响较强，在次级流动网络中的位置十分关键。如广西，虽然点出度仅为4，但同广东之间的流动强度达到了0.17，是以广东为核心次级网络的第二大流动路径，受广东节点的影响控制显著。这类省份在毕业生省流动中，同周边省份有着较强的互动，并且邻近省份之间的发展梯级差距越大，两者之间的流动网络联系越强。
（二）流动网络中少数关键路径承载了较大规模的流量
24所样本高校70377名跨省流动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共有390条，其中仅112条流动路径就承载了51495名跨省就业流动毕业生，即28.71%的流动路径承载了73.17%的毕业生流动。少数关键路径集中了较大规模的毕业生流动，仅省际流动强度前十位的路径，就集中了13056名毕业生，占总流动人数的18.56%。以上现象说明，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动有着显著的集中性，较大规模的毕业生流动集中在少数省份之间。
从流入地来看，如表5所示，毕业生流动强度前十位的路径有9条的目的地在东部省份。广东是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动的首要集聚地，流动强度前10位路径中广东占据6条，前3位的路径也均由广东主导，分别为湖南—广东（0.21）、广西—广东（0.18）、湖北—广东（0.16），仅以上三个省份就为广东输出了39%的高校毕业生，是广东青年人才的重要来源地。从流出地来看，流动强度前10位路径中，黑龙江、重庆、安徽就占据了6条，表明以上省份向多地集中输出了较大规模的毕业生。整体看，中西部“双一流”毕业生流动，呈现流入地较为集中、流出地相对分散的特征，较大规模毕业生流入集中在经济发达省份。 表52018年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前十位流动路径导出到EXCEL 流动路径流动强度流动路径流动强度湖南-广东0.21重庆-广东0.13广西-广东0.18重庆-四川0.12湖北-广东0.16陕西-广东0.12黑龙江-北京0.15安徽-浙江0.11黑龙江-广东0.14安徽-江苏0.11
（三）近域网络流动是毕业生的优先选择
进一步观察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首位流和次位流，其指向与空间结构特征更加显著（见图4），可以发现，空间距离显著影响了毕业生流动强度。一般认为，地理和文化相似性是高校毕业生流动中重要的影响因素，远距离的流动要付出较大的经济和心理成本，会产生威慑效应，毕业生更倾向于向地理空间距离更近的省份流动[28]。 图42018年中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首位流与次位流 下载原图
具体来看，“北上广”对毕业生流动网络控制的地域尺度存在显著差异：黑龙江、吉林、宁夏、河南4个北方省份的首位流指向北京；四川、贵州、湖北、重庆、广西、湖南、云南7个南方省份的首位流指向广东；安徽的首次位流指向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和浙江。说明北京和广东不仅是区域经济中心，也是教育中心和人才集聚中心，体现出较大范围的人才影响和吸引力，分别是南、北方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的首选目的地，占到中西部高校全部首位流的92%，“虹吸效应”导致其形成广泛的人才资源积累与剥夺网络。而上海却没有首次位流汇入，周边的江苏、浙江也仅有安徽的首次位流汇入，可见上海对中西部毕业生流动网络直接控制作用相对较弱。与前文网络中心性分析结论一致，广东和北京对中西部毕业生流动网络的直接控制范围更广、控制力更强，上海则更依托江苏、浙江的协同来实现对中西部毕业生流动的网络控制。
此外，相邻省份之间同样有着较大强度的流动。如四川和重庆之间的次位流相互汇入、贵州的次位流流向四川。可见邻近省份是中西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选项，并且这种邻近省份的互动是以梯级经济差异为基础，主要为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最具代表性的为安徽省，大量毕业生选择在邻近省份就业，以合肥工业大学为例，有30%左右的毕业生流入到长三角区域，甚至超过了其毕业生在本省就业的规模。但是随着空间距离的提升，省际之间的流动强度也呈现逐渐衰减的趋势。以广东为例，湖南、广西与广东相邻，二者的向广东首位流强度为0.21和0.18，居于第1、2位，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湖北、陕西同广东的流动强度分别衰减为0.16、0.12，可见空间距离显著影响了流动强度。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对24所中西部“双一流”高校2018年毕业生的流动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刻画出了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的空间流向和网络特征。研究发现，中西部高校毕业生流失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多数省份留在本省就业毕业生的比例偏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依然是毕业生流动的主要方向。毕业生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多中心空间网络格局，北京、广东对流动网络全局有着很强的控制作用，较大规模的毕业生流动集中在少数关键路径。而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多样的，经济水平、生源特征、空间距离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毕业生流动选择。结合上述发现，以下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1.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空间流动的“马太效应”依然显著
自由流动与“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律，在保证了人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往往也会造成人才资源区域间的失衡[29]。在中西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中，一半以上的毕业生流入到了东部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毕业生集聚在“北上广”，可见发达省份在人才吸引方面仍保持着绝对优势。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中西部地区主动出击，似乎并未削弱这种“强者恒强”的局面，即使在人才引进中表现抢眼的四川，所吸引毕业生的规模也仅有浙江的一半左右。经济实力与引才政策相对较强的省份尚且如此，西部偏远省份则更不具备竞争力，新一轮人才竞争可能会加剧这些省份的高校毕业生流失问题。这表明，中西部地区依靠单一且同质化的人才政策，无法打破东部地区固有的人才吸引优势，中西部人才流失困境并未得到根本缓解。
2.中西部区域内部高校毕业生集聚态势出现分化
在中西部区域内部，高校毕业生集聚的“高地”、“洼地”与“边缘”分化明显。高等教育实力较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在强有力的人才政策的助推下，成为吸引毕业生集聚的相对“高地”。而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新兴强省之间的山西、安徽、江西，在“北上广”的“集聚阴影”下形成了一条沟状的毕业生集聚“洼地”。而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偏远省份，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则处于毕业生集聚的“边缘”位置。这说明，即使在中西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着人才聚集不均衡问题。新一轮的人才竞争中，在无法撼动东部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中西部人才争夺更像是一种内耗，相对发达地区分食了落后地区的人才蛋糕，推动了高校毕业生向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集聚，而加剧了偏远省份的人才流失问题。
3.非经济因素在毕业生流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劳动力总是在给定价格以及自身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商品组合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其迁移决策也是在综合考量工资水平、生活成本等成本收益的情况下做出的[30]。但是，在高校毕业生流动过程中，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驱动因素，生源因素、地理因素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有着重要影响：本地生源毕业生更有可能留在中西部省份就业，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流动方向，邻近省份之间会有较大规模的流动。这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为中西部地区引才、留才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利用毕业生的生源地偏好、近域流动偏好，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
（二）启示
1.“开源节流”增强高校人才培养的空间粘滞性
结合高校毕业生的生源地就业偏好，中西部地区人才吸引首要目标群体应该是属地高校所培养的本地生源毕业生，他们的流动性和流动意愿相较于外省生源更低，是中西部地区人才供给的主要来源。首先，要“开源”，增强自身人才的“造血”功能，提升对本地亟需人才的培养比例，通过专项的人才培养与奖励计划，做大中西部地区人才供给的蛋糕；其次，要“节流”，改善本土毕业生流失问题。地方政府要跳脱单一政策性留人方式，注重营造人才成长与发展的良性生态，包括提供良好发展平台、优质的公共服务、宜居的生活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最后，提升高校对于属地人才的供给粘性，在“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机遇下，要增强高校发展与属地发展之间的耦合联动，实现学科专业群与区域产业群有效对接，大力开展“校—地”“校—企”合作，推动高校与地方的深度融合。
2.建立区域间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收益补偿机制
约翰·斯通强调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成本分担机制，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高等教育的成本应该由政府、学生、家庭及社会共同负担[31]。根据这种观点，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人才的流动，造成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主体的错位，受益区域应该向流失地区进行必要的成本补偿。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特点，实现区域间的收益补偿主要有以下思路：一是，优化中央一般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参照城乡义务教育经费的办法，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设立高等教育经费补助，分担中西部地方政府所承担的投资成本；二是，实施毕业生流失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专项的人才培养扶持资金，专款专用，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致作用，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构建区域间人才培养的定向补偿机制，按照区域间毕业生的净流量，计算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或培养成本，定向补偿给流失地区，减小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错位[32]。
3.构建引导毕业生合理流动的长效机制
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的调节手段，会加剧区域间人才集聚的失衡，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会更加显著，因此需要通过政府来调节、引导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当前，针对高校毕业生在中西部地区就业不均衡的问题，国家出台了“西部计划”和“三支一扶”等人才帮扶政策，吸引了一批高校毕业生在偏远落后地区就业。而进入新时代，面对中西部地区人才形势的新变化、新需求，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要将毕业生就业从短期的、过渡性的项目引导逐渐发展为长期的、稳定的实质性就业。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协调配合，加大对于毕业生就业支持力度，在毕业生的流动渠道、岗位编制、发展阶梯等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二是，要发挥高校对毕业生就业的引导作用，加强对中西部就业政策的宣传，通过建立实践基地、志愿服务、公益项目等方式，鼓励毕业生参与到中西部地区的服务项目中去；三是，重视对中西部就业环境的改善。毕业生要引得来、留得下，工作生活环境是关键因素，因此既要提高以薪酬待遇为主的物质激励，同时也要满足个人在发展方面的需求，健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增强其对中西部地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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