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人的廉洁品行的培养应从青少年抓起，已成世界共识。把清廉教育作为“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早已写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只有坚持世界性眼光，拓展国内、国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党员、干部只有“廉洁修身，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226～227)，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完善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本书编写组，2019)，而培养干净清爽的廉洁品德是育成青少年理想信仰的应然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习近平，2019a)，清廉教育在青少年健康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尤为重要，因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习近平，2019b)。俗话说，一日之际在于晨，对青少年廉洁品行的养培，又何尝不是“一生之际在于青春”?其廉洁修炼既有很强的可塑性，又有易受外界影响的稚嫩性，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极易出现“染于苍则为苍，染于黄则为黄”的复杂可能性，故必须由国家引领、学校主导、社会与家庭调节，进而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方能使广大青少年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开展清廉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把清廉教育作为“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内容早已写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坚持世界眼光，吸纳文明成果，一直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号召:“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1999:41)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1993:78)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胡锦涛，2012)。习近平同志强调“树立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激发创新灵感”。1中国的清廉教育要在全球清廉教育中从“跟跑”走向“并跑”甚至“领跑”，就必须拓展国内国际两重视野，敏锐把握清廉教育的时代脉搏。既要看到国内清廉教育的成功经验，挖掘已积淀的清廉教育范式，又要放眼国外清廉教育的有益经验，在纵横比较中找准自身位置，吸收和借鉴中外清廉教育的一切文明成果，共筑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当前境内外清廉教育模式呈现出四种样态。
一集体行动样态:“政府主力+学校主角+社会主流”
此种运行样态，主张清廉教育应辐射至政府、学校、社会等全部领域，政府是清廉教育的顶层设计者、责任压实者、督促指导者，学校是清廉教育的政策对接者、运维主力军、落微主阵地，社会是清廉教育的漏洞弥补器、价值协同者、意识增强炉。政府通过价值引领、顶层设计、分层施治，一体推进清廉教育、清廉制度、清廉治理。学校通过课程设置、意识灌输、分级落实等落微化实道德教育、清廉教育、规矩教育。社会通过主体培训、分配引导、文化熏陶等协同增强青年人的清廉意识、诚信意识、法制意识。这种模式具有主体责任的清晰性、激发活力的积极性、易于落实的优越性等现实优势。在新西兰、丹麦、芬兰和中国港澳地区运行较好。
(一)政府主力，领航清廉教育
以集体行动样态为表征的国家和地区，每年不仅在上层建筑上投入大量精力强化清廉教育，而且在物质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用于清廉教育。
一是政府施治从娃娃抓起。以新西兰为例，2019年其清廉指数排名全球榜首，政府始终把反腐宣传与清廉教育作为日常本职工作，重视营造清廉氛围以减少腐败对公共部门和学校的腐蚀，并将廉洁履职准则、廉洁价值标准、廉洁行为要求等编印成册，甚至制成书签送至学校，发给每位教育工作者，让他们始终谨记不廉洁对个人前途的惨痛影响。政府重视清廉教育从青少年抓起，把反腐法律、清廉知识、廉洁美德等教育元素，以故事、漫画、绘本等形式编成清廉教育读本，免费送至学校，发给广大师生，并留样本存于图书馆供师生阅研。丹麦2019年清廉指数排名与新西兰并列第一，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清廉国家之一。政府把清廉作为一个“内置”理念，将推行可持续的清廉教育、打造可依靠的廉能政府、培育可信赖的私营部门理念，贯穿践行于政府、学校、家庭、工作场所、成长环境等全部领域，使道德观念、廉洁意念、法制概念深深植于青少年心中。再以芬兰为例，2019年芬兰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三，政府高度重视清廉教育，并从“信任、法律、道德”三大层面、“法规清晰完善、政府示范先行、教育起于儿童、治理抓严高效”四个环节立体推进清廉意识的养成，其每年投入政府公职人员教育培训的经费超过650万欧元，占到人事费用的3%，其政府贪污受贿和学校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1985～1992年的8年间，芬兰全国只有25起贿赂罪，现在全国各级法院年受理腐败案件一般不超过10起且几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案(拉夫尔，2013)。
二是政府投入有财政保证。新西兰重视清廉教育，早在20世纪90年代其教育行政部门就颁行全国统一的早期教育课程体系(TeWhāriki)，把培养身体健康、思想健康、精神健康的青少年作为总体目标。同时加大教育投入，对学前教育，政府设立专项财政经费支持;对义务教育，政府在受教育者19岁(身体残疾及行为障碍者延至21岁)前对其实行免费教育。仅2018年政府就投入早期教育经费1.048亿美元，计划2018～2022年投入早期教育经费5.92亿美元(陈中惠、王方舟，2019)。新西兰早期教育委员会(ECC)负责人表示，政府后续将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LittleSchool,2016)。丹麦特别重视对青少年教育效果的及时观察、追踪调查、动态评价，早在2002年就发布《更好的教育》(BetterEducation)，提出“办出世界上最优质教育”目标，实行从摇篮开始的免费教育，平均年投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超过7%，占公共财政预算的比例达13%，是全球教育支出比例最高的国家。芬兰重视发展教育，是全球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全纳教育”理念的教育强国，早在1921年就颁行了《教育法》，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芬兰公立学校占比超过95%，公共教育投入在GDP中占比高达7.2%，教育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达10.4%，其中学前教育生均投入5855欧元、基础教育生均投入9016欧元、普通高中生均投入7697欧元、职业教育生均投入10446欧元(桑锦龙，2019)。与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并行的，还有芬兰教育质量的勇立潮头。世界经济论坛评定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芬兰拥有全球最好的义务教育。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每3年组织1次的15岁青少年能力评估测验《国际学生评量计划》(PISA)，自2000年举办以来，芬兰青少年已连续两届在阅读能力和科学素养上名列第一(韩宝江，2019)。
三是政府主导，自身躬行。以素有东方“廉洁之都”美誉的中国香港为例，综观透明国际(TI)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2008～2019年，中国香港始终以75～84分的高分排名全球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前4～16名。中国澳门清廉程度亦走在前列。香港、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清廉教育虽有不同，但特区政府主导、廉政公署主办、官民协力主同是二者的共同特征。首先，特区政府制定清廉教育计划。“廉署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他们深信，诚实和廉洁的社会价值观在人的幼年时代最容易植入心田。”(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2007:4)澳门特区政府廉政公署(CAC)设置专门的青少年教育委员会，坚持抓早抓小理念，把青少年清廉教育列入施政方针，放进行动计划，督导教育落地。其次，特区政府主编清廉教育教材。由廉政公署主持、德育教师参编、资深教员制作完成教材与参考资料，并在投入使用过程中主动跟踪治校方、教育方、受教育方的使用效果，动态吸纳在跟踪、评价、反馈中收到的意见、感悟、建议，及时修订完善清廉教育教材。先后编制下发了《学而思》《诚实与廉洁》等主题教材，提供辅教光碟、视频套装、文图故事等配套补充教学资料。如澳门已有55所学校把《诚实与廉洁》等教材作为清廉教育教科书，澳门师生对廉署主编的清廉教材给予了良好评价(澳门廉政公署，2006:69)。再次，政府直接组织清廉教育。廉署主要通过“清廉报告”“清廉对话”“清廉展出”“清廉乐园”“青年清廉营”等途径直接组织清廉教育，在充分尊重、沟通、调查的基础上，以不干扰正常教学秩序、能丰富和活化通识教学资源为原则，由廉署委派代表到学校，利用课余时间，直接面向学生宣讲清廉知识、分享清廉文化、解剖贪腐案例、解读举报方法，受到愈来愈多的师生欢迎。自2004年以来，接受清廉教育的青少年人数甚至超过政府公职人员数。澳门廉政公署2006年面向青少年举办的清廉教育次数是政府公职人员的4倍，接受清廉教育的青少年人数是公职人员的5倍多(澳门廉政公署，2006:66)。
(二)学校主角，起航清廉教育
以集体行动样态为表征的国家和地区，重视和强化清廉道德教育的旨归始终没有改变，正如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所指出的那样:“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张焕庭，1979:259～260)，学校被作为春风化雨培养学生廉洁素养的主阵地。新西兰教育部门重视学校清廉教育，从小严抓学生诚信教育，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故事绘本形式为青少年编写清廉教育读本，免费送至全国各学校图书馆，在大、中、小学均开设有诚信及廉洁教育课程，从青少年起不断灌输诚信意识，帮助学生树立做事诚信、做人守信、做官清廉的理念。正是这种从小就在学校开启的清廉教育，在青少年中培植了深入心灵的反腐疫苗，让新西兰青少年在日常知行中诚信自律，让全社会对学校清廉教育寄予厚望，让步入职场的新生代、年轻人自律慎独。丹麦奉行教育为先、预防为主、文化为要的温和教育理念，教育部门部署各级学校把道德教育、清廉教育、法制教育作为学校日常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在青少年心灵中植根不相信贿赂、不愿意敲诈、不接受腐败的文化价值观。芬兰各级学校从儿童开始推行包括清廉教育在内的道德教育，其优良的国民廉洁素养正是得益于良好的学校道德教育质量。为确保学校道德教育，芬兰教育部门通过严格选拔、提升地位、高薪养廉等三个层面确保教师的高廉养。把好入口关，从排名前10%的优秀硕士毕业生中严格选拔教师(罗先德，2018)，并以专款全额资助其完成任教前的六年学业旅程;把好地位关，切实尊崇教师，将教师提升至与律师、医生等受尊崇职业同等高度的社会地位;把好利益关，确保高薪养廉，其拥有15年教学经历的高中教师的薪水是其他拥有大学学历者的102%，超出同时期美国平均工资水平62%的40个百分点。“要尽可能地要求一个人，就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苏霍姆林斯基，1983:44)，芬兰把对教师的尊重体现在综合保障上，使教育者真正担起立德树人的标杆示范。儿童在小学和初中就学习完道德、社会等德育课程，在高中则学习制度、法律等规矩课程，正是这种高要求的教育政策，确保了芬兰青少年的高质量道德素质，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已具备了内省的道德意识、内置的守法观念、内控的法治知识。
(三)社会主流，护航清廉教育
以集体行动样态为表征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在清廉教育成效的巩固、不足的弥补、内涵的延伸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西兰高度重视社会风气建设，建构了政府教育部门、新闻媒介、民间团体、家庭等社会主体联教联动的常态机制，对青少年进行立体式、协同式、针对性廉洁教育，政府定期邀请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众参加报告会、听证会、座谈会，让“哪些不可为”“哪些可为”“遭遇腐败如何为”等成为青少年的通识，护航年轻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谨守诚实守信的信念、依法办事的概念、做事守纪的理念。诚信廉洁的意识已渗透到年轻人的骨髓里，责任心与使命感已融入年轻人的心灵里，体现在社会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我们常看到的现象:在新西兰社会，官员凡有瑕疵不诚信之举，就不得不主动辞职;企业凡有经营不诚信现象，必引发公愤;普通人凡有欺诈占小便宜行为，就遭唾弃。丹麦重视公权部门、企业、社会的清廉培训，对毕业进入公权部门的年轻人实施接二连三的持续培训，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清廉意识。对毕业进入企业的年轻人每年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培训，增进他们对腐败的认知，传授他们应对腐败的本领(徐伯黎，2015)。教育与规则并重的理念与举措，有效遏制了年轻人对金钱的欲望，减少了滋生腐败的几率。芬兰慎终如始重视社会青年的清廉教育，把具备良好的廉洁意识、自律的征信行为、完善的法规知识作为各级政府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录用的必备要件，所有入职者一边宣誓守法，一边接受系统培训，告诫年轻人“什么人不能交往”“什么事不能做”“什么样的行为属于社交越界”，教育年轻人鄙视肮脏的不义之举、反对歪邪的不择手段，引导年轻人通过踏实奋斗、艰苦努力、诚信创造去获得财富和前途。据有关统计，挪威、丹麦丢失钱包的归还率高达100%，芬兰亦高达80%(孙宏光，2007)。
二组织导育样态:“学科主导+课程主刀+实践主攻”
这种样态主张，应支持廉政研究与探索，加大廉政学科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权重，设置相对独立的廉政学，引领清廉教育在更快速度、更好效益、更高质量的道路上更优发展。
(一)学科主导，支撑清廉教育
在经济社会发展长河中，形形色色的腐败始终难免，清廉教育必然与影相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习近平，2017)。如何弘扬?开展好清廉教育，提高青少年这个生力军和全社会的廉洁德行水准，是建构不想腐长效机制的治标利器和治本基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对清廉教育都有重要论述，为建构适应时代清廉教育的廉政学提供了理论遵循。从学科内涵上看，廉政学是主要聚焦廉政治理、廉制建设、廉洁教育等专门领域的独立研究。从学科使命上看，廉政学致力建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性的清廉知识体系，以理性回应廉政治理与廉洁教育实践中的特殊问题。从学科比较上看，廉政学志在论证新时代廉政体制机制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制度优越性，以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制度的先进性。从学科配置上看，廉政学主张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传递廉政改革的新理念，提出廉政治理的新思路，探索廉洁教育的新方法，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为清廉教育提供学科主导、课程指引、创新依托(王希鹏，2013)。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学依托多重载体有力服务了清廉教育。在官方学科机构方面，2009年国家设立了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地方设有重庆廉政研究中心、内蒙古廉政研究中心、河南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等若干研究机构。自2000年始，科研院所廉政研究机构迅速壮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0多所高校成立了廉政研究机构。在社会团体组织方面，建有中国法学会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廉政建设研究分会、全国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会等若干研究会。在研究刊物方面，出版了《廉政学研究》《廉政文化研究》《反腐败导刊》等知名公开出版物。各界围绕清廉风气营建、清廉道德教育、清廉价值观培育等进行研究与探索，完成了《推进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路径与对策研究》等大量引领性廉政研究成果，为教育部门、各级学校、社会更好推进清廉教育深化了学科认知、丰实了理论厚度、提供了实践借鉴、优化了改进方向。
(二)课程主刀，支持清廉教育
在国际上，以清廉教育为重要使命的培训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既有世界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区域性组织，又有各个国家、地区的反腐机构，还有立德树人的众多大学。上述主体开发出适应清廉治理需要的教育课程。如英国的学校出版了《面对腐败》反腐教材，普遍开设了“生命线”课程，通过正式的道德教育课来进行清廉教育;美国政府道德署针对青年公务员开设了廉洁道德课程;加拿大议会中心为非洲青年公务员开设了廉洁从政课程;丹麦国际发展局为青年领导人开设了DANIDA反腐课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帕骚大学、俄罗斯新经济学院等大学为本科生独立开设了反腐研究课程;英国朴次茅斯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反腐败欺诈课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南威尔士廉政公署合作开设了廉政治理课程;匈牙利中欧大学与透明国际合作开设了清廉评价课程;马来西亚廉政学院为大学毕业生开设了廉政调查课程和廉政法规课程;韩国教育部在《课程改革大纲》中明确规定把清廉教育贯穿于高等教育课堂始终。在中国国内，香港大学与香港廉署合作为青年进修生开设了反贪污研究深造四门课程及清廉教育、预防、制度、立法、机构、执行六门课程;自2004年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与香港廉政公署合作创办“中国廉政教育”网络以来，大量清廉教育课程开始进入中国大学的课堂，特别是2009年全国高校廉政研究与教育学会成立后，发挥了整编清廉教育教材、挖掘清廉教育案例、培训清廉教育师资、开发清廉教育课程的引领作用，更系统化地推进了清廉教育进课堂。监察部门命名了首批50家国家级清廉教育基地，各地命名了287个省级清廉教育基地、1159个市级清廉教育基地2，推出清廉教育课程集群，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培养的全国首届“反贪硕士”24人已于2013年毕业，走上清廉治理岗位(贾娜，2013)，成为清廉教育的成功范例，引领着中国的清廉教育日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实践主攻，支持清廉教育
实践证明，参天大树不可能在温室里长成，清廉教育不可单靠理论宣传，实践是培育青少年廉能修养的最有效办法，只有让青少年“心下”“身下”“行下”三管齐下在社会实践中触摸耻感、激荡廉感、融入灵感，使清廉教育的诚信理念、清廉意识、慎独标准外化于行，才能真正砥砺出他们“濯清涟而不妖”的廉洁品质。美国耶鲁大学把清廉教育体验转化为“耶鲁标准”，对有学术不端等不诚信行为者开除学籍，让其他学生有真切的体验。美国道德署与传媒部门针对高校里的腐败，推动大学信息透明化改革，鼓励大学生参与黑幕揭发运动，增进大学生对反腐倡廉的敏感性。法国开展面向大学生、企业管理者的大规模清廉教育实践活动。哥伦比亚教育部门在大学里发起“椅子”计划，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主客互动等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未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腐败困境，以提升他们选择廉洁的能力。意大利各大学组织社会廉洁表率和杰出代表以“反腐英雄”身份进校进行清廉演说、开展清廉座谈会，示范学生担当清廉使者。摩尔多瓦教育部门联合高校组织清廉夏令营、反腐败日、腐败案件审判观摩等实践活动来增强学生的廉洁意识。阿根廷动员全国青少年共同参与“无边界教室”，模拟廉洁校际竞赛，以提升青少年的廉洁素养。格鲁吉亚开展廉政征文比赛，鼓励学生发表反腐意见，以提高青少年的廉洁意识。越南从2006年起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常态化运动”。丰富多彩的清廉教育实践，拉近了青少年与廉洁行动的距离，增进了清廉教育的大众性、体验性、生动性，升华了清廉教育的境界。
三责任共担样态:“政府主导+学校主责+社会主治”
此种样态主张，把清廉教育作为国家“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核心构成，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统筹推进。实行政府、学校、社会各方主体责任共担、协同呼应、合力共促教育机制，由政府审编清廉教育教材、学校贯彻清廉教育计划、社会补充清廉教育遗漏，通过责任共担，确保政治清明、公众清廉、社会清朗。新加坡是此种样态的杰出代表。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9年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以9.2分的高分位居世界第三名、亚洲第一名，由“亚洲黑暗角落里的狭小国家”跃升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再晋级“世界最清廉的国家”行列，“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廉政建设成果，得益于其对清廉教育的重视和人才培养模式”(殷竹钧，2013)。
(一)政府主导，界定清廉教育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指出，“清廉政府、廉洁教育、清廉环境是确保国家兴旺和社会健康的关键要件”，强调“当一个公务员，就必须有奉献精神，谁败坏我们党，就要惩罚，否则党就会被毁掉”(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1993)。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就把清廉教育纳入慎终如始的治理方略。首先，政府主导确定价值遵循。作为一个华人居多的亚洲国家，新加坡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青睐儒家学说的积极元素，重视优秀文化精髓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总把德育置于首位，优先于智育。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做法被新加坡传承，其将中华传统美德归纳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其中廉、耻两德是清廉教育的直接道德，其他六德是清廉教育的辅佐道德，政府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将“八德”明确为国民信守的“共同价值观”，尤其重视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观念教育，把大、中、小学作为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培育学生待国忠诚、待长孝敬、待人和善的品格，指导青少年做官要清廉、做人有羞耻心、做事要诚信(ChiaY.T.,2011:383-402)。新加坡专门设立政府“道德培育奖”“杰出道德培育奖”激励共同价值观教育。遵循“同心圆扩大法”原则，从个人、学校、国家等六个层次设计规划相应学习时段的价值观教育内容，实施清廉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融通协同机制，为培育青少年诚信守法、洁身自好、自律慎独的信念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行动遵循(HoLC.,2012:403-428)。其次，政府主持编定常用教材。在新加坡，德育教材将提升学生道德素养、培育学生完美人格、培养学生清廉爱国精神等作为编修的基本原则，由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主持编修，组织挑选清正廉洁、德行表率、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组成教材编修小组，依循国家确定的原则、政府制定的标准、课程既定的题材，全职专心编写德育教材，努力使德育教材达到国父李光耀反复强调的境界:“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力地融会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题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教材编修后，由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推行至全国中小学使用。在幼儿园学前教育段使用《礼仪能量》等指定教材，教会儿童58种必备礼仪常识;对小学和初中段使用《好品德好公民》《品格与公民教育校本课程》《品格与公民教育指导单元》等指定教材(StudentDevelopmentCurriculumDivision,MinistryofEducation,Singapore,2014)。再次，政府示范引领清廉教育。政府重视发挥公职人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制定数百条约束公职人员工作、休闲娱乐、告老还家等言行举止的规范，编定《公务员行为指导手册》，规定凡是公务员必须每年进行“手书宣誓”“财产宣誓”“投资宣誓”“负债宣誓”，并接受不少于100小时的清廉教育，使他们成为思想上抵制贪污、行为上杜绝腐败的清廉示范。政府还每年开展“减少官样文章运动”“礼貌月行动”，以政府的清廉示范引领各领域、各行业、各学校、各个人安分守己、克己奉公、清廉知行(陈金波，2015)。
(二)学校主责，坚定清廉教育
道德教育家高震东认为:“德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智育没有德育作基础，智育就是犯罪的帮凶;体育没有德育作基础，体育就是暴力的前卫;群育没有德育作基础，群育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美育没有德育作基础，美育就是腐化的催化剂。”(高震东，2018)德育的重要性无需论证，清廉教育作为青少年德育的核心构成，其责任主体主要在学校。“只有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才能在儿童的意识中唤起舆论的强大力量，这种舆论的力量，是支配儿童行为并使之纪律化的一种教育因素。”(加里宁，1979:353)新加坡把学校作为清廉教育主场域，虽朴实无华但针对性强且成效明显，其青少年在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量)和TIMSS(国际科学教育成就调查)评价中荣获“教育五冠王”。主要做法包括三点。第一，在示范主体上加强清廉教育监督。实践证明:教师只有自身德高，才能示教学生德厚;教师只有深度学习并高度认同道德价值观，才可能更好示教学生内化道德价值观。因此，学校推行“教师成长模式”(TeacherGrowthModel)，把道德价值观教育纳入教育者常态培训体系并进行严格考核检测，形成以学立德的机制。同时辅之以严格的教师道德监督机制，实行师德问责制，把教师应谨遵的师德操守、行为标准、失德行为清晰罗列标注在《教师手册》中，并据此对失范教师予以劝诫、警告、谴责、免除职务直至法律处罚。新加坡的师德问责制使教师明确了对自身的准确定位和严格要求，确保了整体师德素养始终维持在高水平(OngKellyK.,YunAngelaAngS.,LingChongW.,2008:39-54)。第二，在物质载体上渗透清廉教育，在校园显著位置放置清官廉吏雕像，在师生日常必经的操场、饭堂、走廊等生活场所贴挂清廉语录，在学生日常学习的教室、报告厅、宣传栏悬挂倡导“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及共同价值观等的清廉标志，努力让校园有形载体发出无形廉音，使校园时时处处散发出清廉文化的芬芳。第三，在精神载体上传递清廉教育。新加坡教育部主持编修各学习阶段的品格教育教材供各级学校使用，在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弘扬清廉传统美德的教育活动，加深学生对清廉的理解和认同。学校开学、庆典、毕业等大型活动注重仪式教育，全体学生握拳抚胸、庄重严肃，齐念信约，有效震撼学生心灵，增进他们对国家、社会、公益的感摸和体知，培养学生爱国、爱人、爱社会的国家意识与道德品质。同时，新加坡又在语文、政治、历史等中小学智育教育课程中融进清廉教育内容，并由国家贪污调查局(CPIB)组织编写适应青少年身心特质的专门教材，供学校开展清廉教育使用，以培养学生诚信、廉洁、自爱的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德法并举，把法律知识传授、遵纪守法教育、规则意识培养贯穿于学校清廉教育的始终(BoonZ.,WongB.,2018:183)，对学生步入社会后保持慎独清廉影响深远。国家贪污调查局还派出若干调查组定期约请学生参观座谈，从小就教育青少年分清君子之道与小人之行、卑劣失信与诚实守信、腐败违法与奉公守法的界限，在青少年心灵里埋下唾弃腐败、勤守廉洁的做人之理和做事之道。
(三)社会主治，标定清廉教育
李光耀曾指出:“在学校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这不仅仅是教科书的事，还得靠师长的典范、家长的影响、社会的提倡，从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犹如把枝干放入水中，水分慢慢渗透到叶子里一样。”(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1993)清廉教育绝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也最忌讳单片领域的“一阵风刮过”“运动式活动”“来有影去无踪”，而需发挥社会大课堂的廉洁教化作用。新加坡实行全国全民持恒的清廉教育政策，清廉教育的对象不仅针对政府公务员，也不仅针对青少年学生，而是针对全体国民，要求学校、家庭、社会做到教育有责、守土尽责、各担其责。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特征需要组织编修适应性专门教材，分别在政府、学校、企业、社区等开展清廉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民行动党年年开展常态化“礼貌”行动，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补充(HoL.C.,2012:403-428)，致力于通过制度的周严完善、干部的清廉示范、家庭的言传身教、社会的风清气正、舆论的清廉引导等立体化无缝链接推动清廉教育，打造“国家为魂、学校为本、社会为治、家庭为根”的清廉教育体系，其清廉教育的触角已延伸至国家的每一个领域、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基层的每一个角落。新加坡从国家战略层面设置传媒、新闻、舆论的标准与边界，把倡扬主流价值观作为宣传的根本遵循，领导社会媒体在传播清廉价值观、营造绿色心态、打造健康向上风气上发挥风向标作用(PangA.,YingzhiTanE.,Song-QiLimR.etal.,2016:56-58)。新加坡国家贪污调查局凡办重大案件必通过权威媒体进行公开宣介报道，并由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定期在城市广场、企业、社区举办反腐图片展览、廉政文化讲座、肃贪倡廉报告、清廉视频展播、专家学者沙龙。通过丰富多彩的清廉教育，昭示政府廉洁治理的决心，展示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传递腐败得不偿失的警示，营造腐耻廉荣的氛围，发挥风清气正的强大舆论正能量，形成社会多渠道推进清廉教育的大廉教格局，使清廉品质融进了国民的血液，内化成一种自发的意识、本能的习惯、自觉的行动、追求的时尚。
四思政链接样态:“价值引领+活动提领+课程传领”
思政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毛泽东早就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要管，青年团要管，政府主管部门要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毛泽东，1999:385)。所以思政工作始终处在重要位置。这种样态体现在思政工作与思政教育的大宣教格局中，就是通过国家廉洁价值观的正向引领、校园廉洁文化活动的渗透提领、关联课程的开设传领等培育清廉意识。
(一)价值引领，提倡廉洁价值观
一些清廉国家的清廉教育探索与实践给我国清廉教育提供了借鉴，严峻的反腐倡廉形势也促使清廉教育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崇。早在2005年，中国就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承诺“学校将开设廉政教育课程”。随后，中国共产党全党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教育强大合力。”我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开启廉洁教育试点，并基于试点成效制定《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意见》，要求“从2007年起在全国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努力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廉洁教育中的整体合力”。并印发了《中小学廉洁教育指导纲要》，把“小学生知道廉洁是一个好品质，初中生知道诚实守信、遵守规则、崇尚正义是廉洁需要的基本品质，高中生知道平等观念、公平意识、诚信意识、法制观念和正义感是廉洁需要的基本意识和观念”作为清廉教育的主要内容，要求“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初中《思想品德》课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必须适时安排和有机渗透廉洁教育内容”。随后，教育部等三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意见》，强调“充分发挥专业教师队伍的主导作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引导作用、学生骨干队伍的示范作用，充分利用新生入学教育、毕业生离校教育等形式和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深入开展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发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意见》，强调:“把青少年廉洁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学思想品德类课程和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中明确廉洁教育内容，扎实推进廉洁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党中央、国务院颁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把“开展廉洁教育，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确定为各级领导班子的廉政主体责任。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印发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要求“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弘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强调“加强对科研人员、教师、青年学生的诚信教育，开展监测评估，营造诚实守信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首次将“廉洁”与“价值观”联系起来，强调“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习近平，2017)，为清廉教育提供了更具系统性、哲理性、引领性的指导。各地积极推进清廉教育，浙江出台了《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决定》，提出打造“清廉学校”、深化“清廉教育”工程，发布《全面推进“清廉教育”建设实施意见》，提出“清廉文化走进课堂、浸润校园、滋养心灵，把清廉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小学德育的重要内容，研究细化清廉教育的考核评价办法”。中央和各地出台清廉教育的意见、措施、行动、要求，是党中央、教育系统重视清廉教育的重要体现，这些文件也是指导青少年清廉教育的价值引领和行动遵循。
(二)活动提领，熏陶廉洁价值观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列宁，1958:225)而活动体验是推动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重要途径。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由道德概念通向道德信念的甬道是以行为和习惯为起点的，而这些行为和习惯则是充满深切情感并含有孩子对待所做的事和他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个人态度。”(苏霍姆林斯基，1983:200)确实，青少年只有在多次的社会活动和道德实践中，才易养成高尚的廉洁品德。教育部定期开展清廉教育系列活动，贯彻党和国家清廉教育部署，宣介清廉知识，传播廉政作品，陶冶廉政道德，至今已举办六届。各地各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清廉教育，在活动中体现清廉主题、彰显廉洁价值、涵育廉洁意识、培育廉洁文化活动品牌。一是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融入”作用，推进清廉教育与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机结合(陈金波、周颖，2020)。如浙江大学推出“求是廉文化”一院一品建设，打造“廉洁教育季”活动品牌;河海大学开展“廉洁自省，笔绘初心”廉洁衫绘制大赛、“撑起廉洁伞，踏上锦绣路”廉洁伞创制大赛等校园文化活动;东北师范大学开展“坚守廉洁、杜绝腐败”的廉洁大使夏令营活动，遴选产生全国首批30名青年“廉洁大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开展“宣传廉洁知识，培育廉洁理念”大学生廉洁教育月活动;西安科技大学开展“倡廉洁清风，讲廉洁故事”清廉主题演讲比赛;徐州医科大学等开展“廉洁伴我行”清廉主题班会团会、廉洁自律故事会、廉政诗歌朗诵会等活动，融入了清廉元素，营建了浓郁的廉洁校园文化氛围。全国各高校先后成立了兰州大学萃英崇廉社、武汉大学学生廉洁教育协会、深圳大学青廉社等清廉教育社团51家，产生了良好的清廉教育效果。二是发挥关键节点活动的“介入”作用，推进清廉教育与职业规划活动的有机结合。抓住大中专学生入学、入党、考公务员、评优评奖、考核考试、毕业就业等关键节点介入清廉教育，如浙江大学实施新生段学业诚信教育、中年级段学术道德教育、毕业生段廉洁从业教育的全程清廉教育，推出学生干部廉洁承诺制，以及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财务报告制;北京大学从学生人格完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社会征信需求等多层面介入毕业生清廉教育，为毕业生注射政治行廉、德治迎廉、法治靠廉的“预防针”，引导毕业生走好德行修炼路、职业发展路、人生长征路;清华大学颁行《在毕业生中进行廉洁教育的规定》等制度，把毕业生清廉教育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化。三是发挥平台载体活动的“嵌入”作用，推进清廉教育与第二课堂活动的有机结合。如福建大学把反腐审判观摩作为清廉教育载体，与人民法院“零距离”接触，现场激发学生的向廉神经;江西大学把中央苏区作为重要平台，进苏区、进农村、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活动，强化学生的廉洁意识;广西大学把革命历史旧址作为清廉教育平台，依托清风楼、红礼堂、烈士陵等教育载体弘扬廉政清风;湖南大学将移动互联网作为清廉教育的载体，把纪念英烈活动搬到线上，在清明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学生线上鞠躬献花、表达心声、缅怀先辈。还有一些地方积极开展网上清廉公益视频展播活动，把清廉教育纳入校园网络、教学科研网络、远程教育网络，打造网络清廉教育阵地，引导学生认知清廉文化、崇尚清廉品行、继承清廉传统。
(三)课程传领，培养廉洁价值观
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不少地方和学校积极推动清廉教育进国民教育体系，开发清廉教育课程，实现“清廉活动”向“清廉课程”的转变。如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编写《大学生廉洁教育读本》《腐败与反腐败》等教材，为本科生开放清廉教育选修课程。浙江大学等高校实施清廉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大脑”行动，组建由纪检监察干部、思政课教师、思政工作骨干等构成的学生清廉教育队伍，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特点，分角度、分层次、分重点设计清廉教育内容，有效发挥了思政理论课融通清廉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广东把青少年清廉教育放在突出位置，由省财政列支1600多万元用于清廉教育教材的编制与出版，并根据大学、高中、初中、小学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编修大学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廉洁教育》教材，免费发给全省510万大、中、小学生循环使用，将大、中、小学廉洁教育列为必修课，纳入日常教学计划并记学分。浙江省副省级城市宁波颁行了《宁波市将清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实施意见》，把清廉教育作为必修课列入思政教育评价体系，编印各版本《廉洁伴我行》教材，免费发给大、中、小学，确保学生每学年接受4～6节清廉教育课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本科生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课程。湖南大学等学校花2个学时在思政课中专授清廉道德，形成廉洁文化公选课、从业道德专业课、廉政治理研究课的有机课程链条。山西太原组织思政课教师为小学45个班2000名学生隔周讲授清廉教育课程，让学生从小感受清廉文化的滋养。虽然以课程形式开展清廉教育未能实现全国全域的全覆盖，但其在培养青少年廉洁价值观和落微核心价值观上的功效举足轻重，展现了清廉教育的向心力，提升了清廉教育的生命力，拓展了清廉教育的发展力。
综观四种清廉教育样态，不难发现，清廉教育受到政府、学校、家庭、青年个体多元因素影响，四者不是相互孤立的“孤岛”，而是彼此联系、互相补充的“环岛”。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从社会到家庭，都很关注清廉教育，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从实践调研情况看，中国青少年清廉教育的推进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清廉教育的立体协同与多元联动也未达成一体推进的预期状态，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足与短板。通过境内外清廉教育样态的比较分析，发现有益养分，借鉴积极成分，推进和深化我国青年清廉教育，必将使理更清、行更实、路更明，这是建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清廉中国”的治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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