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目的/意义]军民情报学融合是我国情报学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大情报观下情报工作对统一的情报学理论的诉求。[过程/方法]立足于“情报学”而非“情报工作”的军民融合,在界定
情报学源于情报工作,又为情报工作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新形势下的情报工作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全局的视角提供国家安全与发展方面的情报,同时需要兼顾安全情报工作与发展情报工作的差异与辩证统一关系。为此,情报工作需要一个统一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为其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此外,作为应用性学科的情报学也需避免安全及发展并存的实践需求与学科发展之间的错位。由此,对军民情报学融合的需求应运而生。
纵观世界情报强国,无一例外地将军民融合作为军事情报工作中的重点。在冷战时期,文献工作就曾被看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得以分享国防预算[1],曾经的文献工作专家布拉德福经常去军队演讲,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不少成员也都曾得到美国图书馆专业的学位或进行过该专业的学习[2]。国外情报强国的军民融合模式围绕“军为民用”或“民为军用”或军民情报优势互补的情报支援战略展开。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军事目的向经济社会发展转移,以美国为代表的情报发达国家在“军转民”上表现突出,主要途径包括:军方情报人员转投社会企业机构[3]、进行竞争情报研究[4,5]、开办面向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6],以及将军事情报的理论与方法移植到竞争情报中[7]等。总体上,国外军民情报融合起步早、发展较为成熟,但更多地侧重于情报工作的军民融合。我国的军民情报融合亦如此,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在军事侦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推动下,我国对于“军民情报融合”的倡导和研究开始复兴,除了相关论文研究成果外[8,9],历届“华山情报论坛”实质性地推动了军民情报界的学术交流。而真正涉及“情报学”的军民融合应始于2017年前后。这一年,在首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上,会议的代表通过充分协商形成《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以下简称《南京共识》)。《南京共识》提出,“将科技情报、社科情报、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联为一体,……实现军(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民(科技情报、社科情报等)情报学的融合。”[10]随后,关于情报学的军民融合研究逐渐兴起,例如,苏新宁教授基于对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背景分析,提出了构建军民融合的情报学的构想[11]。但目前关于“军民情报融合”研究中,更多地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融合混为一谈,并且关于情报学的军民融合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情报学的军民融合是“军民情报融合”的子集,它是情报工作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它又为大情报观下的情报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情报学的军民融合是新时代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也是情报学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军民情报学融合主要是围绕学科、学术和教育三大维度,以形成学术共同体、学科联盟为目标,开展军民情报学界之间的学术与教育资源的交流和共享,最终促进军、民双方情报学学科的发展。
1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困境
1.1受控于学科建制的不同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情报学的学科建制包括三类:一是隶属于法学门类,设在“公安学”一级学科下的“公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030606)”,授予法学学位;二是隶属于军事学门类,设在“军事指挥学”一级学科下的“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10504)”,硕士授予军队指挥学学位,博士授予军事学学位;三是隶属于管理学门类,设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的“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120502)”,授予管理学学位。此外,学界所提到的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社科情报学等在官方专业目录中并没有体现,从研究对象和内容来看,这几类情报学通常可归于民口的管理学门类。而近年兴起的国家安全情报学也没有在官方学科目录中有所设置,在学术论文和相关研究项目中,与此相关的研究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学内。我国情报学的学科建制来源于行业逻辑或部门任务,在这样的建制下,各类情报学均已形成强针对性的学术资源和强稳定性的学术共同体,难以在短期内重组。因此,从学科建制上看,各类情报学很难形成“一体化”,这意味着目前军民情报学融合不应将重点放在“大一统”的情报学上,而应将军民情报学视为“兄弟关系”,形成学科联盟。
从学科所关注的问题域来看,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与社会安全问题有关的情报问题[12],其核心内容包括维护国内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人的安全以及预防违法犯罪的情报活动和情报现象[13],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社会安全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中,侦查学下设公安情报研究方向。军事情报学是研究军事情报特性、军事情报工作规律和军事情报工作指导规律的学科[14],其研究范围包括敌方军事思想、意图、活动等相关内容[15]。1997年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指出,军事情报学主要研究军事情报的本质及其在国防建设、军队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16],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对外安全问题,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中,军事情报学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军事情报基础理论、情报分析、联合作战情报保障。管理学门类下的“情报学”基本等同于国外的“InformationScience”,它是一门文献信息研究且体现图书馆本质和理念的信息科学[17],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知识)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信息检索、知识组织、信息行为、信息(文献、科学)计量学等,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信息(知识)困境以及社会发展问题。从研究范式来看,公安情报学与军事情报学属于“Intelligence”范式,而图书情报学属于“Information”范式。因此,从学科问题域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看,军民情报学研究目前尚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这意味着不能强行将军民情报学研究“融在一起”,而是应以时代背景下的情报任务为统领,在推进情报观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化的学术资源共享等途径,逐步推进军民情报学学术研究的融合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使情报学能够承担起“维护安全”和“促进发展”的双重使命。
1.2受阻于情报观的分歧
简单地讲,情报观是对情报的基本看法,情报观深刻地渗透在情报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南京大学的情报学专业是全国重点学科和双一流学科,在该校情报学学术硕士的16门专业课程中,有8门课程名称中含有“信息”,仅有2门课程名称中含有“情报”,其他课程涉及互联网、数据挖掘等内容,显然绝大部分课程更具“InformationScience”属性。由于保密原因,我们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军口情报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但从其他公开信息可略知一二,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公安情报学专业下设“公安情报学”与“反恐怖”两个专业方向,该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中,基本都含有“情报”二字,如“公安情报分析方法研究”“公安情报安全理论与应用”“西方警务情报研究”,等等[18];而从该校重要情报学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如马德辉、彭知辉、谢晓专等),他们对公安情报学的认识基本上属于“IntelligenceStudies”范畴之内;从学科专业为“公安学”并且研究方向为“公安情报学”的部分硕士学位论文来看,其主题集中于“反恐情报”“情报分析”“情报搜集”等“Intelligence”属性的情报。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硕士生招生目录中,军事情报学的专业课包括“军事情报学基础”“军事情报学综合”,并在招生目录的备注中明确指出“军事情报学综合内容主要为:各种侦察手段及应用、情报分析方法与实践、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分析等。”另外,国防科技大学军事情报学专家高金虎教授、刘强教授等均观点鲜明地将情报与信息区分开来,例如,刘强教授指出,信息属于物质范畴,而情报和知识属于意识范畴[19],并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应称为“图书馆信息学”,情报学与图书馆信息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学科属性[20]。
情报观统领情报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情报观的分歧不仅阻碍了军民情报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导致了军民情报学在教育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形成明显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口情报学者进入到“IntelligenceStudies”阵营,越来越多的军口情报学者认可大数据环境下“InformationScience”在信息组织等方面的工具性功能,这显然有助于推进军民情报学的融合。当前,最为重要是如何基于信息链、面向实践需求来统一情报观,使情报学能够承担起“信息管理”和“情报研判”的双重任务。
1.3受限于学术资源的共享难
学术资源大体包括客观资源和认知资源两大类。前者是指客观存在的资源,主要包括军、民双方的信息资源、基础设施资源、教育资源等,还包括来自于学科外部发展环境的“问题资源”,如国家战略中的情报需求和任务等。这其中,除了问题资源外,其他资源在军口情报学领域均具有保密性,例如,军事部门的文献资源不对外公开,民口情报学无法直接引用军事情报学的文献;军事情报学毕业生大多就职于军事部门。主观资源是经过处理后的资源,包括理论资源、方法资源、隐性知识资源等。这其中,大部分理论与方法资源在军民情报学界可以实现共享,而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却是一大难点,原因不仅由隐性知识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还表现在军民情报学界的思维理念还未达成广泛共识。学术资源不能够充分共享将严重阻碍军民情报学界学术研究的融合。
我们有责任维护军用情报学的秘密性,但也必须应用军用情报学的学术资源来开展研究。因此,尊重秘密性的刚性文化的同时能够融合这些情报资源推动情报学研究的发展便成为军民情报学融合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通过学术资源的共享可以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例如,军民双方的思想冲突和理论方法差异是情报学创新发展的源泉。正如缪其浩所言,保守秘密很有可能成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新生长点,其中包括保护秘密的方法、方案、制度和系统的设计等[21]。因此,我们不仅要力图促进学术资源的充分共享,还要在共享中创新情报学发展,使情报学能够承担起“尊重双方刚性情报文化”和“探索学术增长点”的双重责任。
1.4受不同相邻学科的影响
相邻学科可对情报学的理论形成渗透,并扩充情报研究方法,甚至它们还会影响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军民情报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相邻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影响,不同的相邻学科使军民情报学的知识体系之间产生了差异。军事情报学研究的相关知识包括情报对象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宗教等)[22],公安情报学特别重视从公安学(包括犯罪学、侦查学、治安学、国内安全保卫学等)、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获取理论、方法与技术支撑[12],军事和公安情报学应属于“国家安全学学科群”之列,而民口情报学以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一体化的形式位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之内[23]。此外,上位学科决定了情报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和研究范畴,不同的上位学科其使命迥异,例如,军事情报学的上位学科(军事学)的使命是保障国家安全,公安情报学的上位学科(公安学)的使命是保障社会安全,而民口情报学上位学科(“图情档”)的使命是保存和利用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相邻学科的知识渗透和服务于不同的上位学科的功能定位,给军民情报学融合带来了显著障碍。
决策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这是大多数军民情报学者所认同的。国家战略需求决定了情报支持决策的服务内容,大数据环境决定了情报支持决策的方法论基础,这在军民情报学界也具有高度的共识。为了实现军民情报学融合,我们需要以国家战略和大数据环境为指引,提炼出军民情报学共同的相邻学科,使双方能够从共同的相邻学科中吸收理论与方法,从而为军民情报学融合奠定基础。
2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推进策略
2.1共谋学科联盟
学科联盟的重要目标是能够使情报学研究边界有所收敛、研究特色得以呈现、研究问题域能够在广泛中聚焦、社会贡献独具特色。学科联盟是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背景下,落实面向大情报观的情报学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它的基本研究任务是全方位、系统性地研究和探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各种情报现象,揭示其客观状态、本质、规律和特点,服务和指导国家情报活动,协助和支持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情报和安全情报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因素。
军民情报学学科联盟建设应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学科联盟的性质是功能性联盟。所谓功能性联盟是以发挥情报学在国家安全与发展这一战略环境需求中的决策功能为线索进行组织的联盟,区别于以“制度”作为组织线索。二是重视学科联盟的管理。学术机构(需具有情报学硕、博士学科点)是学科联盟的最基本单元,学科联盟的机构必须是多样性的组成,即涵盖各类军口和民口情报学学术机构。以委员会制为学科联盟的主要治理模式,例如成立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发展委员会等管理协调组织,对联盟成员的各项学术、教育和管理活动进行协调管理。学科联盟的定位需匹配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环境。此外,学科联盟要进行合理的布局,一方面从学科发展上,学科联盟应注重学科和教育资源的特色和多样性布局,以此为学科的创新和变革发展提供基础,而不是同质性学科和教育资源的简单叠加。另一方面,还应关注空间上的地域布局,使地域均衡,这样有助于地域特色学科资源的互补。三是建立学科联盟刊物或在情报学刊物上设置相应的专栏。学科联盟的刊物有别于目前已有的情报学刊物,必须体现军民融合这一特色,例如可以以《军民情报学融合研究》或《战略情报学研究》或《国家情报学研究》等命名,刊物要特别重视吸收军口情报学领域和讨论军民情报学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
为了稳固学科联盟,需要谋求军民情报学共同的相邻学科作为两者融合的理论保障。国家战略需求为军民情报学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大数据环境为军民情报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充分利用大数据环境是军民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诉求,为此,军民情报学界需要进行战略和大数据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国家战略和大数据相关的学科可以作为军民情报学共同的相邻学科,并通过吸取它们的理论和方法,来奠定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基础。目前来看,“国家安全学”“战略管理学”和“数据科学”是军民情报学共同的相邻学科的不二之选。因此,今后军民情报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应重视从这些学科中汲取理论与方法。
2.2共塑大情报观
在军民情报学融合中,情报观不仅包括对情报本身的看法,还包括双方关于对方情报学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认同和包容。国家安全与发展相统一背景下,军民情报学研究面临着共同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为情报观统一提供了实践土壤。
为此,军民情报学应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统一中完成战略思维的转型。以往军口情报在现代战争、大国博弈、国家安全、反间谍、驾驭复杂社会局势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民口情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十分显著。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无论是军口情报,还是民口情报,均要有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的战略思维。此外,军民情报学要在具体情报任务中强化融合意识。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带一路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涉及发展与安全的综合性问题作为重要情报任务。这样的任务强化了军民情报学对于两者融合的意识,因为失去任何一方的情报研究均很难实现安全与发展共存的情报任务。
与此同时,军民情报学界要以大格局观来发展情报学。情报观是从研究和应用维度对情报及其问题域的基本看法,而格局观是从价值和管理维度对情报格局的基本看法,具有大格局观的情报学主要落实到胸怀国家发展大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决定了情报学的涉足空间与发展潜力。作为应用型学科的情报学,其学科定位始终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并不断与时俱进。情报学要以服务于国家创新、发展与安全为宗旨,推动情报服务在促进国家的创新、安全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情报学学科地位。以大格局观来发展情报学必然对军民情报学融合提出了切实需求。
2.3共享学术资源
资源共享一直是困扰军民情报学融合的一大障碍,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共享文化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中包括共享的意识、观念、理念和规范等,共享文化的建立需要问题意识和战略思维推动,它们统一到情报文化中。二是缺乏必要的共享渠道,目前仅有的项目合作研究和学术会议交流还欠系统性,还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保障,也不能深入到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核心层。
从关系上看,军民情报学资源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共存、共生、共建。共存是指两者均拥有的资源,但是两者之间的这些资源有的没有建立联系,有的具有交叉关系,有的具有同质性等,共存资源是其他关系资源的基础,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梳理;共生是指两者所拥有的资源具有共生关系,在面对情报任务时,缺了任何一方均将极大地降低情报学学科建设质量,例如,在进行高端情报学人才培养时,既需要民口情报学信息组织理论与方法资源,又需要军口情报学面向Intelligence的思维与方法资源以及实践资源,唯有两者共同作用,才能实现高端人才培养这一目标;共建是指为进一步丰富资源构成,在原有情报资源基础上,结合外部资源的引入,军民情报学共同建设新资源。整体上,资源共享是一个在方式上沿着“共存共享—共生共享—共建共享”这一线索逐渐深化的过程,在面向问题的内容逻辑上沿着“问题资源共享—主观资源共享—客观资源共享”这一线索逐渐延展的过程。
为了实现学术资源的共享,应搭建军民情报学知识共享与服务平台,平台的主要功能定位于:为军民情报学界之间提供非正式交流途径,强化双方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推动不同主体之间能够自发的共享知识。同时,共享平台还可以提供资源服务、学者信息行为分析功能。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共享平台的核心模块是军民情报学者的兴趣社区,兴趣社区为军民情报学者的集聚和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途径,它也为具有相似兴趣的学者集聚提供了一个平台。
2.4共建交互界面
军民情报学融合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推进过程。由于军民情报学在管理体制上的差异,特别是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管理体制差异更为明显,对于军民情报学融合影响力度更大,这要求军民情报学融合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是先由军民情报学界双方自发地去推进融合,进而影响到顶层设计。因此,推进军民情报学融合需要双方共建交互界面。
2017年,我国设立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提高了军民融合的凝聚力和治理能力,这为军民情报学融合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根基。在此基础上,可以以军民情报学科学共同体为基本内核,构建军民情报学融合委员会,建制上隶属于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执行主体在教育部图书情报教学指导委员会基础上进行组建。军民情报学融合委员会应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由若干个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组成,既包括军民情报学共同体,也包括游离于这个共同体以外的军、民双方独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逐渐打破内部壁垒,实现宏观上共融一体的目标。
此外,还可以构建信息流渠道、建立军民情报学研究中心等,但这些交互界面更侧重的是军民情报学之间的交互已经达到较高频次后,为强化这种交互作用所采取的途径和手段。而在军民情报学融合起步阶段,更多地应该采取项目合作、会议研讨、学者互访、师资互培等较容易实现而且不需要牵扯太多复杂因素的交互策略。在初期阶段,特别需要从军民情报学界的权威专家中培育“面向融合”的情报学权威专家,由他们去带动、影响军民情报学界,例如,可以仿照民口情报学界达成的《南京共识》,在军民情报学界达成《军民情报学融合发展共识》,在共识中充分体现各要素融合的愿景、目标和执行策略等。此外,还需要更多的项目像“情报学学科建设和情报工作发展路径研究”这样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样,推动军民双方合作研究来“捅破窗户纸”;需要更多的期刊像《情报杂志》一样,通过组织类似“华山情报论坛”这样的研讨会推动军民双方“面对面”。
2.5共辟开源情报
开源情报就是对从公开来源数据中挖掘情报,民口情报学研究在数据搜集与组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口情报学也对公开信息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公开信息源不仅构成了所有情报的主要部分,而且最终成为了有关对手的军事能力和政治意图信息的主要来源。
大数据环境下公开来源情报在军民情报学双方均显示出了巨大的研究价值,对公开来源情报研究成为两者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与公开来源情报的情报价值密切相关:公开来源情报与隐秘源情报结合是以公开源情报为基础的[24];公开来源情报在提高国家安全决策能力和破除对秘密情报的依赖上十分奏效[25];公开源情报在保护隐秘信息源及其获取方法上也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26]。共同开辟公开来源情报有助于化解秘密情报共享带来的障碍,甚至辅助秘密情报的获取和保护,特别是将军民两者的情报搜集、处理与分析的特有方法共同应用于公开来源信息的情报挖掘中,推动了两者方法的融合。公开来源情报应成为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出发点和支撑,也就是说,在面对需要解决的情报任务或研究项目时,首先军民情报学界要从公开来源情报研究出发,以公开来源情报作为军民情报学研究和完成情报任务的“共生环境”。
3结束语
情报学在学术研究、社会贡献和队伍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这些成绩不仅包括渐进性式的量变,也包括局部的质变,这标志着未来若干年面向转型发展的“情报学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涉及情报学科学共同体的重建(军民情报学界融合),情报学研究范式转换(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相融合的范式)及其在理论与方法中的具体体现,以及情报学大格局、战略思维的形成并付诸于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本文试图分析军民情报学融合的困境,并基于此提出军民情报学融合的推进策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关注的是“情报学”的军民融合,强调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觉醒和自发行动,推动学术研究及其活动的融合。据此,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弱化军民情报学学科管理体制的障碍;另一方面力图保持军口情报学和民口情报学各自特点和优势、尊重各自刚性文化基础上,借助自发行动的学术共同体,遵循情报学学科发展规律,实现两者研究范式的融合,并通过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形成在同质性问题竞争中升级、异质性问题合作中互补的竞合关系,促进军民情报学各方的创新发展。因此,通过学术共同体自发的融合,既不触动军民情报学各方现有的发展结构,也不会出现在缺乏充分准备情况下而改组导致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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