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本研究以大学校长毕业典礼致辞为例,从历时性角度出发,聚焦人称代词、情态动词、互文等语言策略,揭示我国高教机构变迁与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近年来大学领导愈加重视与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国际和国内两大背景。国际方面,全球化背景下,崇尚自由市场、知识经济、创新创业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日益盛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公共话语运作日趋市场化、技术化、民主化。国内方面,我国于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于2015年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均强调要增强高等学校治理能力,克服过度行政化的倾向,提升高校治理的民主化水平。在公共关系管理和话语沟通方面,中国高校的话语实践和运作呈现出了相应的变化,也得到了相关学科领域的关注。
从公共话语研究的角度考察高教机构话语实践,这在国外早有先例(Fairclough,1992),近年来国内外也涌现出一批探讨我国高校如何应对市场化等问题的研究(Han,2014;Tian,2010;Xiong,2012;陈建平,2016,2017;徐涛,张迈曾,2004;张灵芝,2015)。这些研究发现,高校在话语和修辞中更注重自我推销,在采用对话体,塑造和蔼可亲的形象的同时,学术话语仍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中国大学的行政与权力话语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不少启示。鉴于相关研究中历时性角度欠缺的情况,本研究希望以大学校长毕业致辞为例,探讨高校公共语篇在不同时期经历的变化,为高等教育和机构话语研究提供新的实证。
2作为机构话语的大学校长致辞
机构性话语指机构中或者组织中的语言使用(Mayr,2008)。权力协商是机构话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机构性话语中,机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拥有高权势,如本研究中探讨的大学校长属于高权势一方,而学生则属于低权势一方。话语实践是权力运作的重要载体,机构权力运行的合法化依赖话语建构。在知识经济中,机构话语是知识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和黏合剂。
高校校长毕业典礼致辞是大学机构性话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它同时具有机构性话语和专业话语(Gunnarsson,2009)属性。所谓专业话语,指的是职业或行业领域中的语言使用,具有目的化、程式化、社会化等特征。大学校长致辞存在已久,但直到2005年才正式被列为我国大学毕业典礼程序仪式的一部分(Han,2014)。中国校长致辞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僚体”。这一类致辞官样套话泛滥,具有同质化、模式化、专断化等特征(盛况,2015),校长讲话让人感觉校长高高在上。另一类是拉近距离、强调平等关系的“根叔体”,这一类致辞着重与受众构建“同盟性”(solidarity,即平等关系),因此可被视为话语民主化的标记。2010年被视为这两类风格截然不同致辞的分水岭。2010年,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李培根作了题为《记忆》的致辞,短短16分钟的演讲致辞被掌声打断了30多次。李培根校长被学生亲切地称呼为“根叔”,“根叔”代表的这种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具有接地气、不照本宣科的特点,被称为“根叔体”。从2011年开始,“根叔体”走红,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大学校长加入“根叔体”行列,公众开始思考毕业典礼上使用“根叔体”是否得当。一般的观点是,大学校长是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大学的形象代表,他们在严肃庄重的大学毕业典礼上不应该采用庸俗的说话方式(陈平原,2011)。由于这些热议,在随后几年的大学校长致辞中,“根叔体”的使用似乎有减弱的趋势。
大学校长致辞方式的变化成为中国高教话语变化的敏感指征。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高校注重自身良好形象的建构和推销,大学校长毕业典礼致辞逐渐成为提升大学知名度和口碑的重要途径。从话语和语篇分析的角度看,通过分析大学校长在不同年份致辞的语篇特点,我们可以发现语篇背后权势力量的协商与变化,管窥当代中国大学的机构权力运作和民主化进程。
3话语民主化
话语民主化通常指公共和机构性话语实践的民主化,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资本主义背景下当代话语秩序变迁的一大特征,其目的是“消除话语过程中的权势差异和特权表征”(Fairclough,1992:201)。话语民主化主要体现在明显的权势差异的话语符号的弱化或消失(Fairclough,1992),具体表征包括:1)语言与方言的平等使用;2)允许低权势一方获得高权势一方使用的有声望的语言;3)消除或者淡化标记机构不平等关系的语篇符号;4)使用非正式或口语化的方式说话;5)对标记性别的语言有清醒的认识。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内容和大学校长致辞的语篇特征,我们重点关注第三和第四个表征,即标记机构不平等关系语篇符号的消除及口语化的说话方式。
4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了解校长致辞如何反映并建构大学公共话语民主化,重点探究大学校长如何协商与学生的权势关系以建构同盟关系或同盟性。“同盟性”和“权力”同是社会语言学重要概念。凸显权势关系的同时,同盟性得到淡化;相反,凸显同盟性的同时,权势关系得到淡化。基于研究目的,我们整合了批评话语分析(Fairclough,1992)、隐喻理论(Lakoff&Johnson,1980)和互文理论(Kristeva,1980),将复杂的语言现象和行为归纳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结合相关的词汇语法、语义语用和语篇分析工具,形成多维度的研究框架。希望不仅服务于研究问题的解决,同时在方法论上融合和借鉴相关的语言学流派,探索兼容互补的分析模式。
首先是微观层面的语言分析,这主要包括语义、语用和语法方面的特征,微观分析是机构话语分析中的重要环节(Faber,2003)。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权势关系属于人际意义建构,根据Halliday和Hasan(1985:26)的框架,人际意义建构主要借助人称系统、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所以在实际分析中,我们主要观察人称代词、称呼语、情态动词等的使用情况。我们还对一些与人际概念相关的词汇进行隐喻分析,了解它们表达的人际意义。其次,微观分析还要辅以宏观层面研究,以对接社会文化语境,考察不同话语和文化社群之间的流动性和对话性。Kristeva(1980:66)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由马赛克般的引文拼接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根叔体”中融合了大量网络语言和不同风格的文本,互文性特征明显,所以宏观层面分析主要涉及话语互文层面。
我们主要的研究问题如下:1)“根叔体”出现前后几年中,校长致辞的话语策略是否变化以及如何变化?2)校长如何在致辞中建构同盟性?有何启示?
我们从世界大学排名中心(CenterforWorldUniversityRankings,CWUR)中选取了排名靠前的8所中国高水平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我们选取了8篇由这8所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发表的公开讲话稿(2006年1篇、2007年4篇、2008年2篇和2009年1篇),并以此作为参照样本。这样选择是因为2010年“根叔体”流行之前,大学校长致辞官样套话泛滥,同质化严重(盛况,2015),不同年份的校长致辞差异性不大,所以这8篇致辞应该能基本反映8所高校2010年前的话语实践。2010年是分水岭,“根叔体”出现推动了中国高校话语民主化进程。我们以这8所大学2011年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致辞(共8篇)作为第一个对比样本。在接下来的几年,公众开始对大学校长使用“根叔体”的得失进行反思。我们以每两年为一个节点收集毕业典礼致辞,得到8篇发布于2013年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致辞作为第二个对比样本,另外8篇发布于2015年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致辞作为第三个对比样本。四个样本共含32篇校长致辞。我们希望借助这些发表于四个不同时间段(2006—2009、2011、2013、2015)的校长致辞,将定量描述和定性解读相结合(Huston,2011),探讨中国高校话语民主化的历时性变化。下面我们将具体从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微观层面,以及话语互文等宏观语篇层呈现我们的研究发现。
5研究发现
5.1词汇语法层:人称代词和称呼语
交际过程中人称代词和称呼语的选择能有效反映交际双方的关系和关系协商,主要体现为人际意义层面的建构(Halliday&Hasan,1985)。在这部分,我们主要观察和分析“我”“我们”(包含性)“我们”(排他性)“你”“你们”和“同学们”等人称代词和称呼语在不同时间段的频次(每10000词中)(见表1)。 表1人称代词和称呼语在不同年份出现频次(每10000词) 下载原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2006—2009年的数据中,“我”出现的频次为75次(每10000词中,下同),但在2011年“我”出现的频次增至147次,在2013年增至171。“我”的使用透露说话者个人身份(VandeMieroop,2005)。在语料中,大学校长致辞中“我”的频繁使用与个性化及对话化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大学校长是大学形象的代表和化身,在毕业典礼致辞中,校长应呈现机构性身份,而不是个性化身份。从2006—2009年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校长倾向于呈现机构性身份,较少谈论“我”或呈现个性化身份。在接下来几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同质化和官僚化逐渐减弱,个性化逐渐明显,大学校长弱化自身的机构身份,倾向于以个人身份与学生进行对话,这致使2011年和2013年的大学校长致辞中“我”的大量出现。但是“我”的频繁使用于2015年有减弱趋势。尽管仍远高于2006—2009年的频次,但低于2011年和2013年数值,这或许与社会有关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使用“根叔体”得当性争议有关。总的来说,2010年以后,“我”的频次明显增加,大学校长个性化特征逐渐明显。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这或许只是“仿拟的个性化”(syntheticpersonalization)(Fairclough,1989),即机构中的高权势一方有策略地使用会话性策略与低权势一方说话,其目的在于建造同盟关系。
“我们”可以分为包括听话人的“我们”和排除听话人的“我们”。在语料中,“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包括听话人。包括听话人的“我们”出现的频率从2006—2009年的77次增加到2011年的130次,以及2013年的103次,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在2010年后的演讲中很注意与学生构建同盟性。包括听众的“我们”的出现频率与前面分析中提到的“我”的使用情况相似,它先是于2011年“根叔体”走红之时迅速上升,但2013和2015年先后出现回落。
“你”的出现频次从2006—2009年的26次快速上升到2011年的72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你”的频次变化不大,维持在较高频率。“你”建构的是听话人的个人身份。“你”出现频率的增加进一步证实了中国高校机构性话语中个性化和对话化的特征。在下面的片段1和片段2中,两位校长在演讲中都使用了第二人称单数“你”来称呼学生,而没有使用第二人称复数“你们”,体现了校长策略性地把学生群体分解为学生个体,进一步加强“我”和“你”对话的意味。
片段1(北京大学校长2011年演讲)
也请你们忘记在食堂打饭时,那略显拥挤的人群令你有多么地不愉快,还有那因为校园建设施工的噪声影响了你晚起的好梦……忘记这些,放下这些,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们将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拥有无限的可能和无数的机遇。
片段2(山东大学校长2011年演讲)
同学们今天穿上了袍子,你有没有信仰?你身上有没有怀揣着真理?你是不是已经有了道德上的正义感?
片段2中还出现了“同学们”这一称呼语。“同学们”在中国高校语篇中经常被学校领导或老师用来称呼学生群体,“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形成机构性会话中权势不对等的双方。在我们的语料中,“同学们”的出现频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6—2009年的每一万字出现84次,逐渐降到2015年的每一万字出现33次。这一方面说明,毕业典礼上大学校长有意隐藏机构性会话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个性化的趋向。
5.2语义语用层:情态动词和隐喻
Fairclough(1992:160)指出,情态动词“集中体现了语篇呈现现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能够较为敏锐地反映说话人对参与者应做事情的态度。情态动词“要”可以表达主动和主观的意图(内在情态),或者被动和义务性的客观趋势(外在情态)。在我们的语料中,“要”都属于外在情态。例如片段3,“复旦的毕业生不仅要热爱学校,更要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以及片段4,“要有大爱,要有爱心”,“要”属于外在的情态,意在告知学生有这样的义务或客观现实的需要。它的存在一般反映了说话人的高权势或者权威性。
片段3(复旦大学校长2007年演讲)
复旦的毕业生不仅要热爱学校,更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人民。
片段4(厦门大学校长2015年演讲)
“爱无疆”就是期待我们要有大爱,要有爱心,要懂感恩,知道我们今天能有所成就是无数人帮助的结果。
在我们的语料中,情态动词“要”出现的频率先是由2006—2009年的每一万字35次增加到2011年56次,后来又逐渐从2013年的52次减少到2015年的37次。尽管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但仍然明显高于这个词在汉语标准语料库(IALL)中的词频。这或许是由于毕业典礼最主要的交际目的在于激励和教育学生,用Han(2014:90)的话说,就是“给毕业生上最后一课”的修饰语步,这个语步是“校长致辞文体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分,比其他的所有语步占据更多的语篇空间”,而且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知识丰富、高权势的校长单方面传递给处于下风的学生的意见”。
当我们再结合前面的代词和称呼语频次分析时,我们发现,2011年和2013年的校长演讲个性化和会话化特征最明显的时候,或者说校长最重视与学生建构同盟性的同时,体现说话人权威性的情态动词“要”的使用也是最频繁的。这似乎表明,尽管大学校长努力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但大学校长的权威依旧隐藏在文字中。这或许是我国大学校长建构同盟性的局限所在。 表2情态动词“要”的频率(每10000词) 下载原表 下载原表
在校长致辞中,“大学是家庭”“大学是母亲”是经常会被使用的隐喻。含比喻的表达法既涉及语义语用,又涉及认知(Cameron,2003),因为要顺利理解主题意思有赖于对文本、语境和参与者背景知识。比喻就是在谈论或思考某一事物时,用另一事物代替(Lakoff&Johnson,1980;Semino,2008)。当校长在演讲中把学生比喻为孩子,把学校比喻为家庭时,校长通过语篇为自己建构了父母的身份,同时也建构了与学生之间的紧密关系。
片段5(武汉大学校长2013年演讲)
你们对于武大,就如同即将远行的孩子,你们的未来就是母校的牵挂。
片段6(山东大学校长2013年演讲)
同学们,今天是一个让人眷念的日子,我希望你们记住,清华永远是你们温暖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家!
在片段5中,校长把学生视为学校的“孩子”,而学校担负着“母亲”的角色。在片段6中,校长把学校比喻“家”,欢迎学生常“回家”。校长有关“家”和“孩子”的隐喻是一种话语策略,这种话语策略一方面拉近了学校与学生的距离,构建了同盟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校长无形中视自己为“家长”,构建了家长式的权威性。所以,中国大学校长的致辞是同盟性和权威性的混合体。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大学与学生之间的机构性关系在学生毕业之时转化为亲子关系。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向市场化转变(把学生视为顾客),但是我们通过这些隐喻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父权的影子:父母关爱和保护孩子,孩子尊敬和孝顺父母。机构性关系会随着学生毕业而中断,但是亲子关系不会。从话语民主化的角度看,大学校长有关“家”和“孩子”的隐喻这个话语策略把大学和毕业生之间类似家长和孩子之间关系固定化、合法化。
5.3互文性:网络流行语和对话扩展
Kristeva于20世纪80年代融合了Bakhtin“对话体”的理论,首创“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词(Kristeva,1980)。“互文性”首先被应用到文学作品分析中,后经Fairclough等擅长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者进行操作使用。它指任何书面或口头文本都是其他文本、声音和规矩的借用或者循环。因此,所有的文本的产生和理解都不能脱离同一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文本。在我们的语料中,“互文性”最主要体现在网络流行语和对话扩张资源的使用方面。
片段7(上海交通大学校长2011年演讲)
我们一同在BBS上“潜水、冒泡”。
片段8(武汉大学校长2011年演讲)
武大学子们,你们非常给力!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演讲中借用了网络流行语“潜水”“冒泡”“给力”,说明了校长有意构建自己的网民身份,与学生拉近距离、构建同盟关系,还暗地里表明价值观取向:对草根网络话语持同情的态度。大学校长在重要、严肃的致辞中高调使用网络流行语,并将其自然化、合法化,这个话语策略也意在建构同盟性。
通过提及其他人说过什么、有什么观点或者其他人可能如何回应,说话人在语篇中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种互文性与Martin和White(2005)提到的介入资源中的“借言”一致,包括两类:对话扩展和对话紧缩(同上)。话语扩展为听众提供了外部潜在声音的空间,话语收缩主要用于呈现自我声音。从表3可以看到,在2006—2009年间大学校长在八份致辞中使用的对话扩张资源频率为48次,该数字于2011年增加到136次,并于2013年再次增加到142次,几乎是2006—2009年致辞中使用的对话扩张资源的3倍,这反映了2010年后大学校长更重视与学生对话的姿态。换言之,大学校长在毕业致辞中倾向于“更加重视对话中各方的立场和声音”(Martin&White,2005:111)。 表3大学校长致辞中对话扩展资源的使用情况 下载原表
我们进一步观察了对话扩展资源使用情况,发现2010年后的校长致辞中出现了不少引用普通学生和毕业校友观点的互文例子,而2010年前的校长致辞更多引用的是名人或者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在下述两例中,校长都引用了毕业生的话,一方面体现了大学重视学生或校友的意见和观点,引起学生共鸣,树立一个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拉近学校与学生的距离,建立同盟关系。
片段9(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11年演讲)
你们中的一位同学说“走出大学,我们什么都不是了,不再是天之骄子,不再是象牙塔中高才生,我们只是一颗螺丝钉,需要用螺丝钉的精神去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片段10(上海交通大学校长2015年演讲)
你们说,交大,不是在我最好的时光里遇到了你,而是遇到你才是我最好的时光。你们还说,曾经,你是我最初的梦想;今天起,你是我最后的故乡。
上面分析表明,大学校长在致辞中引入学生和校友等各方声音,打破固化的权势关系,建立同盟性,这是中国高校话语民主化的另外一个体现。
6结语
本文以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分析了大学校长毕业典礼致辞,旨在揭示中国语境下高校机构话语运作变迁。研究发现,大学校长致辞通过在词汇语法、语义语用和话语互文等层面的各种语言策略,打造与学生的平等关系,建构话语同盟。从历时角度看,校长们使用的可用于构建同盟关系的语言策略的频次,经历了一个冲动上升和理性回落的过程。首先,在词汇语法层,“我”和“你”使用在2010年后明显上升;其次,“同学们”这个称呼语使用频次明显减少,这些都表明机构性对话特征的弱化,个性化和对话化特征的加强;第三,大学校长经常使用“我们”来指称大学和学生共同体,拉近与学生距离;最后,网络流行语、对话扩展和互文性资源的分析也表明大学校长越来越重视外部的声音,特别是学生和毕业校友的声音和观点,这也是中国高校话语民主化的表征之一。Fairclough(1992)提出的话语民主化的一些常见方式,例如使用非正式语言,消除象征不平等关系的话语标记等等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在语料中代词和称呼语的使用、网络流行语和引入外部声音等都是“仿拟的权力平等”。大量“非正式语言”的使用,是机构当权者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也是当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话语混杂现象的证据。
本研究为话语实践和社会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又一实证,指出了当代我国高教机构话语在儒家权威话语和平等民主话语之间摇摆碰撞的现状。大学机构话语同盟性和权威性并存,校长致辞仍未能避免家长式的“谆谆教导”,不忘构建权威。可见,把高校话语的民主化简单视为市场化、把学生视为顾客的看法过于简单化(Chiper,2006;Han,2014;Kheovichai,2014;Mayr,2008),毕竟机构话语研究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语料规模以及语料类型,更为深入地探究中国高教话语民主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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