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城镇成为乡-城迁移人口,其与无迁移经历的农村人口所组成的农村原生人口的存量和预期数量庞大,对人口的长远规划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限制的逐渐放开,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原生环境,进行人口迁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60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2.41亿人,城镇化率从21.1%提升至59.58%,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有大量农村人口落户流入地获得当地户籍,也就是乡-城迁移人口(下文简称迁移人口)。伴随户籍制度的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严格执行,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中国生育政策也进行了积极调整,从2013“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但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结果来看,三年间,除了2016年出生人口相对2015年增加131万人之外,2017年和2018年的年度出生人口相对上一年度均为不升反降,其中,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大量农村人口成为迁移人口,2016年国务院发布《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在“十三五”期间将有超过1亿的农村人口落户城镇,而无人口转移行为的农村人口依然占全国人口的40%以上,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存量和预期数量巨大,他们对二孩政策的实施甚至是人口的长远规划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迁移人口的教育、生活以及流动等经历,可能使得他们同没有流动经历的农村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产生不同。因此,为完善农村人口持续健康的发展的政策目标,有必要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村人口与乡-城迁移人口二孩意愿的异同。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进行logistics回归分析,由于本文研究农村人口、迁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所以样本为15-49岁适龄生育人群。本文以调查问卷中回答“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回答“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的视为迁移人口,回答“农业户口”的视为农村人口。对样本进行筛选后,获得农村人口样本6425个,迁移人口样本3426个。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有二孩生育意愿。本文对问卷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的答案重新进行定义,回答一个及以下的,定义为无二孩生育意愿,两个及以上的定义为有二孩生育意愿。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经济指标、生活指标、养老指标和控制变量(见表1)。经济指标包括年收入、工作类型、房产数量,由于迁移人口和农村人口都属于定居人口,农村房产多是宅基地且为集体所有,但其依然有评价经济条件的价值,因而将房产作为评价指标之一。生活指标包括健康水平、业余活动、幸福程度、未来生活预期,前面三者为现期生活指标,后者为预期生活指标。养儿防老观念作为生育的一大动机,一般认为养儿防老观念越浓厚,生育意愿也就越高,因而采用基本养老保险、养老责任两个因素作为养老指标。 表1变量设置及样本描述导出到EXCEL 变量赋值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无=0,有=1解释变量工作状况未就业=1,非农业工作=2,农业工作=3个人年收入三万元及以下=1,三万零一-六万元=2,六万元以上=3房产0套=1,1套=2,2套=3,3套及以上=4健康水平不健康=1,一般=2,健康=3业余活动几乎不=1,有时=2,经常=3幸福程度比较不幸福=1,一般=2,比较幸福=3未来生活预期较差=1,一般=2,较好=3基本养老保险未参加=1,参加=2养老责任不确定=1,政府负责=2,子女负责=3,老人自己负责=4,三方共担=5
三、农村人口、迁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SPSS23.0进行两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其中,表中B值为回归系数,Exp(B)值为优势比(见表2)。 表2农村人口、迁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导出到EXCEL 农村人口迁移人口BExp(B)BExp(B)经济指标工作状况(以未就业为参考)非农业工作农业工作-0.182*0.451*0.8331.570-0.131*0.189*0.8781.208个人年收入(以三万及以下为参考)三万零一-六万六万以上-0.1060.0530.9001.0540.085-0.0671.0890.935房产(以0套为参考)一套二套三套及以上0.1970.368***0.475*1.2181.4441.6080.149*0.547***0.2741.1611.7281.315生活指标健康水平(以不健康为参考)一般健康0.335**0.295**1.3981.344-0.012-0.0590.9880.943业余生活(以几乎不为参考)有时经常-0.199*-0.300**0.8190.7410.060-0.110*1.0620.989幸福程度(以比较不幸福为参考)一般比较幸福0.2060.3901.2281.4770.1010.3441.1071.411未来生活预期(以较差为参考)一般较好-0.0750.0790.9281.0830.417***0.442***1.5171.555养老指标基本养老保险(以未参加为参照))参加-0.0820.921-0.0560.946养老责任(以不确定为标准)政府负责子女负责老人自己负责三方共担0.2320.495**0.213*0.2401.2611.4991.2441.2710.585*0.642*0.0590.538*1.7941.8661.0601.712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第一、从经济指标来看,工作类型和房产数量对农村、迁移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其中工作类型以未就业为参考,非农业工作对两类人口二孩意愿都有显著负面影响,其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只有“未就业”人员的0.8倍左右,而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二孩意愿明显更高,农村人口的优势比最大,其二孩意愿是“未就业”人员的1.57倍,这说明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其“多子多福”的观念和农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现实情况提升了二孩意愿。房产数量对两类人口的二孩意愿都有正向影响,其中二套房对迁移人口的影响最大,其生育意愿为无房人员的1.73倍,农村人口拥有二套房的生育意愿也较高,是无房人员的1.44倍,这可能说明,房产作为固定资产,在现代社会中关乎教育、医疗、收入水平等资源的享有,与孩子的成长息息相关,而二套房作为投资或改善型住房可能也意味着居住面积和条件的提高,可以保证生活条件在家庭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不出现明显下降。
第二、从生活指标来看,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回归结果有相同之处,但更多出现了明显差异,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健康水平、业余生活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健康水平对二孩意愿呈现正相关,健康水平一般的农村人口二孩意愿更高,是健康水平较差的1.4倍左右,而业余生活对农村人口的二孩意愿则产生了负面影响,业余生活频率为“有时”和“一般”人员的二孩意愿分别是“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人员的0.82倍和0.74倍,这可能是因为业余生活的增加挤占了陪伴家人和子女的时间,导致在权衡之中,二孩意愿随之下降。对于迁移人口而言,未来生活预期则对二孩意愿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生活预期水平的提高,二孩生育意愿也随之提高,其中“预期较好”的人员二孩意愿是“预期较差”的1.56倍。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在生活指标上的差异,可能说明了农村人口的生育决策受现期因素影响更大,而迁移人口受预期因素影响更大。
第三、从养老指标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和迁移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说明,养老保险与子女养老之间的替代关系并没有学界研究认为的那么明显。而在养老责任上,子女养老对农村和迁移人口的生育意愿都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各自的优势比都在参照组内达到了最大,其二孩意愿分别为“养老责任不确定”人员的1.5倍和1.87倍,这说明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对人口生育意愿产生较大影响,是生育二孩的重要动机。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经响显著,但是对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影响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对农村人口而言,健康程度和业余生活两个现期生活因素影响显著,健康程度与二孩意愿呈现正向相关,身体健康,二孩意愿则上升,而业余生活则为负向相关,业余生活越频繁,二孩意愿越低,一般而言,身体越健康,其养育子女的时间供给能力也就越强,而业余生活可能与养育所需的家庭照料时间供给产生冲突,进而导致了二孩意愿的下降;对于迁移人口而言,现期生活因素影响不显著,未来生活预期影响显著,未来生活水平的高低与二孩意愿的高低呈同向变动,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现期的消费水平受到现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的影响,并且后者影响更大,预期生活水平高,现期消费意愿就更强,养育子女支出也就相应增加,二孩意愿也就提高。
第三、养老指标中,养老责任因素影响显著,且与农村、迁移人口二孩意愿都为正向相关。农村人口和迁移人口中认为子女应该承担主要养老责任的二孩意愿都最高,现阶段,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动机,一方面,育龄人口养儿防老的观念提高了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养老防老的观念,会影响子辈的生育观念,并通过隔代照料和家庭支持的形式降低子辈生育成本。
(二)政策建议
第一、改善农村人居住房环境,限制城镇投机住房行为。

在农村,通过“新农村”等政策支持,对老旧住房支持其翻新改善,对不宜居住的住房支持其进行原址或异址重建,逐步改善农村人居住房环境;对城镇,例如通过购房后上市交易年限限制、多套房房产税等手段控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需求,对于购买一套房的家庭,实施积极的金融支持,例如降低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对于无购房能力的家庭,应加大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建立具有弹性的购房限制措施,对于有二孩的家庭,可以制定标准不同于首套房的金融支持手段,满足其改善型住房的需求。
第二、帮扶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推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农村推动富余劳动力就业,需要城乡通力合作,一方面政府应投入资金和技术,对农业生产人员进行观念教育和技术教育,城镇也需要减少城乡就业之间的壁垒,合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对于城镇就业,通过就业观念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手段减少失业,并加大法制宣传,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权利责任和意识,同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定,保障劳动者合理的家庭闲暇时间,提高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进而增强劳动者未来生活的信心。
第三、合理分配城乡医疗资源,完善老年人口照料体系。
支持和引导城乡基层医疗发挥其在家庭医生、分级诊疗等政策上的作用,避免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以便产科、儿科等医疗资源能更好地为育龄妇女提供生育支持服务;同时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逐步提高待遇水平,发挥养老保险的普及对提高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并逐步完善农村互助养老、社区居家养老等老年人口社会照料体系,通过发放照料补贴养老金等方式,减轻年轻人的赡养压力和家庭负担,同时鼓励有照料能力的老年人参与到隔代照料中去。
第四、大力发展幼托服务,完善家庭支持体系。
幼托服务是国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鼓励城乡积极利用闲置资源建立安全优质的幼儿托育机构,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制定合理的中小学课程时间安排,提供完善的课后监管等,对农村等居住与学校较远的学生提供良好的住校条件,以缓解劳动者工作与照护子女之间精力、时间的冲突,同时鼓励男性承担起相应的生育和家庭照料责任,通过教育和宣传引导夫妻双方建立良好的婚姻关系,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增强婚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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