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本文针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的现存问题，追踪外译项目《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的英译个案，溯源译者手稿、访谈等翻译档案，探索文本外声音之间的互动合作，提

自2010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推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至今，共有1212项学术作品获得资助，外译项目已然成为国家翻译实践规划(高玉霞，范大祺，2019:92)的路径之一。然而，研究表明，外译项目的申报过程有待优化(马玉梅，2019:66)，《外译申报要求》对于“为谁译”“谁来译”“怎么译”等问题缺乏明确的政策规范和制度支持。因译者水平参差不齐，翻译质量良莠不一，目的语读者群模糊不清，翻译质量有待提高。

首先是“为谁译”问题。中国学术翻译长期以来均以译入为主。译入的局限性，加之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普及，导致我国译界长期存在“原作始终在场，而不懂原文的单语目的语读者缺位”的现象(赵国月等，2017:4)。目标语读者群的变化成为外译实践不得不思索的问题。

其次还需解决“谁来译”“怎么译”问题。面对外译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不禁要问:外籍汉学家、国内知名翻译家是否有充足的精力承担不断增多的外译任务?如何促使青年译员尽快担负起学术翻译的重任?下文将尝试构建合作翻译模型，为解决上述外译难题提供借鉴。

2．理论基础

本节内容专注于两点:界定本文所探讨的合作翻译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基于翻译游戏理论构建合作翻译模型的可能性。

2.1文本外声音参与的合作翻译

“文本外声音”共同参与的合作翻译指涉包括译前、译中、译后三个阶段的广义合作翻译(本文仅探讨译中阶段)。“文本外声音”隶属于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傅敬民，2014:101)，指文本之外以不同方式参与并影响翻译过程的一系列真实存在的人(Taivalkoski-Shilov,2013:1)，包括译者、编辑、文学代理人、原文作者、行业专家、媒体、读者等。随着“翻译中的声音”(VoicesofTranslation)项目(Jansen&Wegener,2013;Alvstad,2017)的开展，“文本外声音”间的合作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我国翻译界也意识到“合作翻译”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梁林歆，许明武，2019:28-33)

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分析文本外声音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却未对合作模式及合作规范等合作细则问题作深入思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文本外声音间的合作翻译模型，并回答下述问题:一、文本外声音以何种方式参与翻译过程?二、其行为如何得到规范?

2.2依托翻译游戏的合作模式

回答上述问题，需依托“翻译游戏”概念。“翻译游戏”源于伽达默尔的艺术游戏概念。伽达默尔力求完成对主体性哲学的解构，把“游戏”理解成超越人类主体意识的对话。自启蒙以来，主体意识成为现代人的坚实信仰。但在伽达默尔(Gadamer,1989:106)看来，人置身于传统之中，任何个人选择都离不开生活世界的影响。所以，游戏的根本特征就是对主体意识的超越，游戏者受到对话的吸引，并投入游戏自由状态。在游戏视角下，游戏者不再是游戏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游戏过程本身。

翻译游戏吸收了伽达默尔游戏的两个核心特征:第一，翻译游戏以“对话”引领翻译过程。文本外声音就翻译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困境与策略选择展开具有问答结构的辩证对话。第二，翻译游戏试图打破译者中心论，倡导“去中心化”与“规则导向”原则。译者不再是操控游戏的唯一权威，翻译组成员在规则引领下各司其职，游戏本身和游戏规则成为推动游戏进程的核心凝聚力。

下文将以翻译游戏为理论框架，分析《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英译个案，提炼合作原则，归纳翻译成文过程图，构建以游戏规则为核心的合作翻译理论模型。

3．个案背景与案例描述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系社会学著作，自2013年出版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原作于2014年获得海外出版权，并得到国家社会基金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目前，译作ACenturyofChangeinaChineseVillage—TheCrisisoftheCountryside已于2018年5月由美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商之一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出版发行。

对全球最大的联机书目和机构元数据库WorldCat的检索结果表明，截至2020年6月，该书已经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2家图书馆收录。对www.amazon.com,www.goodreads.com,www.rowman.com等网站的检索结果表明，该书已引起海外读者的关注与讨论。西交利物浦大学古德曼(DavidS.G.Goodman)教授认为:作品从人类学、社会经济学等视角，以系统的研究方法，把握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美国加州大学埃塞里克(JosephEsherick)教授指出:本书详实地记录了中日韩学者对中国北方传统村落冷水沟村的实证研究。1

由是观之，在上市两年时间内，译作获得了多家学术机构以及专家读者的关注与认可，其海外接受状况呈良性发展趋势。

译作的成功推介与译本的翻译质量和翻译团队的合理构成密不可分。翻译团队成员背景信息及任务分工如下:(1)原文作者:项目负责人、翻译团队组织者、社会学专家，负责解释原文，把控项目质量。(2)初稿译者:英语教师、青年译员，具有学术著作翻译经验，负责初稿翻译。(3)海外汉学家译者:美国汉学家、行业专家，通中文，负责全文翻译与质量把控，并组织团队成员展开对话合作。(4)出版方编辑:负责译作编辑及出版。(5)由于国内外注释格式存在差异，项目负责人还邀请熟悉海外学术规范的加籍译者负责注释翻译。

本研究以《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英译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溯源式翻译研究方法(陶源，2019:86)，对翻译手稿成稿过程进行追踪，辅以初稿译者访谈，剖析文本外声音共同参与的合作翻译过程。

本研究采用了三种数据类型:(1)译稿分析。研究者对七版译稿2进行溯源式追踪，撰写分析日志。(2)深度访谈。研究者对初稿译者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访谈(分10次进行，每次1小时)，访谈按译本章节(共九章)顺序依次展开，研究者结合译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提问。初稿译者回忆了她与团队成员的对话合作过程及其走出翻译困境的心理认知及策略选择过程。访谈内容均转写成文字。(3)现场观察译稿讨论会议。研究者对共计42小时的译稿讨论会进行现场观察并做记录。研究者对以上数据进行数据编码、扎根提炼、模型构建。

4．研究发现

4.1对话商谈改变翻译策略

对初稿译者一稿及二稿的对比分析发现，较一稿，二稿从句式结构到段落布局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例(1)所示:

(1)原文:本章主要通过分析村庄经济生产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来展现村庄经济结构的百年变迁。按照时间顺序，将冷水沟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划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传统小农经济阶段(20世纪至5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新型农户经济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聚任，2013:186)

初稿译者一稿译文:Theauthorpresentedtransitioninvillageeconomicstructurebyanalyzingdevelopmentofessentialproductivefactorsindifferentperiods.Chronologically,transitionsineconomicstructureofLengshuigoucanbedividedintothreephases:traditionalpeasanteconomy(beforethemid-1950s),socialisticcollectiveeconomy(fromthemid-1950stothe1970s),newpeasanteconomy(fromthe1980stillnow).

初稿译者二稿译文:ThischapteranalyseschangesintheLengshuigoueconomyasitwastransformedfromatraditionalpeasanteconomybeforetheMid1950s,toasocialistcollectiveeconomy(fromthemid-1950stothe1970s),toanewpeasanteconomics(sincethe1980s).

例(1)中，一稿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二稿则是再叙述式的意译。可断定，初稿译者对翻译策略进行了整体性调整。这一判断得到了初稿译者的肯定，她在访谈中指出，策略调整源于专家译者的引导和启发:“在一稿翻译阶段，我基本是逐字逐句‘直译’，唯恐漏掉了原文任何内容。在肯定了我的语言功底后，专家译者对一稿第一章(导论)进行修改。此后，我们就修改内容进行了商讨。”3

专家译者对一稿导论内容做出的修改，如例(2)所示:

(2)原文: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组织和生活单位，其发展百年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呈现……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的“开场白”。之所以言其“乡土”，概因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农业社会，“小农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构筑起特有的乡土文化内核与制度结构，因而“乡土”也便成为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特质的基本概念图式。(林聚任，2013:1)

初稿译者一稿:AsthebasicorganizationandlifeunitinruralChina,thevillageanditsdevelopmentrepresentthedevelopmentofChinesesocietyandhistory...

FeiXiaotongremarkedintheprologuetohisbookRuralChina，“Examinedfromthebasics,Chinesesocietyisaruralsociety．”Thereasonisthat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wasanagriculturalsocietydominatedbyfarmingcivilization,andthecoreofitsruralcultureandsystemstructurewasdeterminedbythesmall-scalepeasantwayoflifeandproduction.

专家译者修改稿/终译本:Forseveralthousandyears,mostChineselivedinagriculturalcommunitiesdominatedbyfarming,creatingaculturalsysteminwhichthesmall-scalepeasantstyleofproductionandwayoflifeshapedboththesocialstructureandruralculture.ThisledFeiXiaotong,China’sgreatesttwentieth-centuryanthropologist,toarguethat“Chinaisfundamentallyaruralsocietywiththevillageasitsbasicunit．”(LinJuren,2018:XXV)

在保留了原文“小农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基本生活单元”等关键信息的前提下，专家译者对一稿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减与结构调整。初稿译者回忆了专家译者就修改原因与她进行的对话:“专家译者鼓励我大胆地传递作者思想，不要逐字逐句地搬运语词碎片。她建议我准确理解一段话(而不是一句话)的关键信息，以目的语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解释。她的指导让我重新审视了翻译策略，但也遇到了新的困难。在二稿翻译中，我把握不好度，有时怕改动过多，有时又怕改动不够。于是，我定期与原文作者交流，并找外籍读者进行译稿试读。我发现二稿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我在翻译过程中获得了成长。”3

上述数据表明，专家译者通过对话商谈引导初稿译者改变翻译策略，原文作者及试读读者也通过对话商谈参与了翻译过程。

4.2问答结构开显文本意义

研究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对话如何有效展开?本研究通过追踪翻译组成员共同参与的译稿讨论会，提炼出对话的问答结构。

在完成前四稿的翻译及修订后，专家译者和编辑来到中国，团队成员就前四稿中的83个问题进行了长达42小时的讨论。对会议记录的分析发现，伽达默尔对话游戏中“提问-回答-反诘-修正……”式问答结构得到了充分体现。

(3)原文:这一时期，就国家土地政策而言，具有相对稳定性，主要是土地所有制的稳定性。即土地改革前，农村的土地主要属于封建地主所有。在相对稳定的土地制度下，冷水沟村土地要素的变迁过程实质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发地兼并过程。(林聚任，2013:187)

初稿译者二稿:Intheperiodbeforelandreformthestate’spolicieswithregardtolandwererelativelystable,supportingasystemofwhatincontemporaryChinaisconventionallyreferredtoasafeudallandownershipsystem.Inthatsystem,changesinlandownershipweretheresultofsalesarrangedbetweenprivatelandowners.

编辑四稿(批注):Whereisfeudal?You’veshownnothingabout“feudal”.

终译本:Intheperiodbeforelandreformthestate’spolicieswithregardtolandwererelativelystable,supportingasystemofwhatincontemporaryChinaisconventionallyreferredtoasafeudallandownershipsystem.Underthatsystem,peasantfamiliesownedtheirownlandandchangesinlandownershipweretheresultofsalesarrangedbetweenprivatelandowners.(LinJuren,2018:204)

编辑首先以不懂汉语的目的语读者的身份，针对feudal一词提出问题，开启对话，团队成员围绕feudal展开了长达一小时的讨论。原文作者介绍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语境下的历史涵义:自商鞅变法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土地分配形式都可称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封建”在中国语境下不会产生歧义。专家译者指出了feudal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它源于欧洲采邑制，专指中世纪贵族土地分封制度。初稿译者反思了其选词心理:最初的意图是想找一个与“封建”对等的英文单词，feudal无疑最适合。专家译者虽为英语母语者，但多年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对她而言，feudal似乎有双重含义。所以，研究者认为，两位译者在feudal的翻译问题上处于原作始终在场、不懂原文的读者缺位的状态。而这种缺位被不懂汉语、不熟悉中国的美方编辑所弥补，对他而言，feudal只意味着中世纪的欧洲，自然无法适用于1950年代的中国。于是，编辑建议把feudallandownership改为privatelandownership。

然而，专家译者再次发问:privatelandownership虽然消除了feudal在欧洲语境下的歧义，却也抹掉了“封建”在中国语境下的历史内涵，是否有欠额翻译之嫌?经过对话，多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保留feudallandownership的同时，加入对该词的解释underthatsystem,peasantfamiliesownedtheirownland。3

上述对话商谈具有伽达默尔对话游戏的问答结构。首先，“文本之问”开启问答逻辑。文本何以提问?“文本之问”源于逻辑陈述背后具有问题结构的话语(Daswort)。(Gadamer,1989:367)而问题又源于编辑的前见(西方读者)与文本视域(中国农村背景)的差别。于是，文本之问引发编辑提问。

其次，对话以“提问-回答-反诘-修正-再提问……”的结构展开。编辑提问，作者回答:“封建”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下的土地所有状况。专家译者随即提出反诘:feudal与“封建”在时间、空间及文化背景方面均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初稿译者对其使用feudal的心理过程进行反思和修正。在问与答的循环往复中，对话者对原译文的信任瓦解，质疑产生，并在信任和质疑的博弈中达成共识。问答结构成为推动翻译过程的内在动力。

4.3商谈伦理规范对话过程

在提炼出对话的问答结构后，研究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建立保证对话有效性的商谈伦理原则。根据哈贝马斯(Habermas,1984:191)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话应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等有效性宣称。下文将以上文例(3)及例(4)为例，来探析翻译对话的商谈伦理原则。

(4)原文:例如，冷水沟村的王金章(男，1934年生)，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1953年毕业后参加工作，曾担任部队某部总工程师、大校军衔。(林聚任，2013:154)

初稿译者二稿:WangJinzhang(Male,bornin1934)gotintoTheChinesePeople’sLiberationArmy(PLA)InstituteofCommunicationEngineering,graduatedandstartedworkingin1953,chiefengineerofamilitarydepartment,seniorcolonel.

专家译者三稿(批注):ThedetailedrecordsofindividualWangJinzhangmaymeannothingtoforeignreaders.Iwouldsuggestthatwesummarizethisdata,withoutthespecificnameandcareeraccomplishment.Whatdoyouthink?

初稿译者回应:“在中国农村，王金章的身份转变包含了丰富的涵义。或许在西方读者眼中，无法全然理解教育为王金章及冷水沟村所带来的殊荣。但王金章例证是作者经过田野调察获得的一手数据，是冷水沟村最真实的写照，我想这份真实也会传递到目的语读者的心中。”3

初稿译者充分尊重了原文的创作意图及读者的阅读感受，翻译组成员欣然接受其观点，译本最终稿保留了王金章例证(LinJuren,2018:104)。



例(3)及例(4)均符合上述商谈伦理原则。例(3)中，对话各方发表了自己对“封建”与feudal的见解。例(4)中，初稿译者反驳了专家译者的质疑，并获得其他成员的理解。据统计，团队成员就全文83个问题展开对话，其中51项建议被采纳，32个问题被驳回，问题涉及原文意义模糊、目的语语词选择、专业术语、句式删改及文化背景差异等。基于以上数据分析，我们认为，公正、真诚、平等、互动可作为合作翻译模式的商谈伦理原则。

4.4七步成文过程

基于对话商谈、问答结构、商谈伦理合作三原则，本案例的翻译过程可以描述为七步成文过程(译中阶段): 表1七步成文过程    下载原表

如上图所示，游戏者由初稿译者、专家译者、原文作者、试读读者、编辑共同组成，在游戏规则的引领下，翻译游戏经由七步，最终成文。

5．合作模式构建与外译模式反思

5.1翻译游戏合作模型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尝试构建学术外译翻译游戏合作模型4。 图1翻译游戏合作模型  下载原图

第一，翻译过程是翻译行为，也是翻译事件(Chesterman,2007:173)，是行为与事件合一的游戏。第二，游戏者是翻译行为的施行者，游戏者之间的互动又构成了具有时间和序列特征的过程性事件。如图1所示，如果把翻译游戏事件嵌入序列螺旋，每个游戏行为者在围绕自身轴心自转(心理认知)的同时，在规则引领下围绕游戏轴心公转(社会文化)，因此翻译游戏可涵盖认知心理的微观过程和社会文化的宏观过程两种取向分野。第三，在游戏事件中，译者不再是游戏中权威的统治者，游戏者各司其职，在对话和规则的引领下共同推动游戏事件的进程。

5.2游戏者权责

游戏者具体权责如下:(1)源语译者:直译初稿;目的语译者:意译二稿。两名译者定期就译稿内容进行对话商谈。本研究虽强调译者不再是唯一权威，但他仍具有个性创造的空间，译者的语言水平与策略选择仍然是保证翻译质量的前提。(2)原文作者:原文作者应具有国际视野，对语言间无法全然克服的翻译困境具有清楚的认识，并辅助译者解释原文中意义模糊之处。如果原文作者无法在场，该角色可由原文研究专家代替。鼓励专家型译者承担外译任务，可弥补原文作者不在场的缺陷，如葛浩文对萧红的研究与翻译。(5)行业专家:鉴于外译项目的学术性，行业专家可参与翻译过程。(6)试读读者:吸收不懂汉语的目的语读者参与译稿试读，以适应外译读者的目的语单语环境。(7)出版方编辑:编辑需预判市场需求，对译文内容提出修改建议。出版方编辑深度参与翻译过程，在海外出版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则需要根据外译需求调整策略，适应海外市场现状。

5.3游戏规则

在合作过程中，团队成员应抛开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资历背景，在规则统领下通力合作。因此，“规则建设”成为构建外译模式的重中之重。

在宏观层面，规则建设又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游戏规则意识。游戏者不是翻译游戏的操控者，游戏规则成为团队成员共同遵守的合作规范。二、对话商谈原则。游戏者背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均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对话模式可有所不同，除本案例中的“问答结构”对话，也可采用其他对话形式，如葛浩文、林丽君“译稿朗读”对话模式。三、建立商谈伦理原则。

在微观层面，合作方可通过签订合同，建立具体的游戏规则，如版税规则、译者(作者)权责、出版规则、营销策略等。规则建设需要一个相对漫长、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一旦规则建立，就必须成为合作方共同遵守且不可轻易改变的前提条件。

6．结语

翻译游戏合作模式为重新思考外译难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也为外译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就具体过程而言，游戏合作模式可遵循以下四个基本规律:(1)各司其职，通力合作;(2)全情投入，个性创作;(3)理性对话，互动博弈;(4)问题引领，规则导向。

对本文开篇提到的外译难题，翻译游戏已有较好的回答。在外译作品不断增多、汉学家译者及国内知名翻译家数量不足、精力有限的情况下，翻译游戏合作模式可在最大限度提升合作效度，提高翻译质量。此外，该模式还可为解决外译需求增大与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翻译人才培养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中华学术外译的理想模式应遵循上述基本规律，以保证译本质量，提升外译水平，确保更多优秀中国学术作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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