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提升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对加快扶贫进程、稳定脱贫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计恢复力视角,利用Probit-ISM模型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体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及层次结构进行分析,为巩固脱贫成效

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全面脱贫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五个一批"扶贫工程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除绝对贫困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搬迁只是手段,解决好后续问题,保证搬迁群众生计可持续发展才是易地搬迁扶贫的最终目标[1]。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通过精准的劳务输出培训,拓展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空间。因此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劳动力就业,防范化解搬迁后就业渠道狭窄,搬迁对象收入缓慢等"后遗症"将成为现阶段重点任务。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成效,需要探究影响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并找出各因素之间作用关系以此促进非农就业,稳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

在易地搬迁背景下,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指的是搬迁家庭从原居住地搬迁到居住区,身份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这种生计的转型和转变,其内在影响机制复杂且深刻[2,3]。通过生计恢复力可以反映出影响搬迁农户在环境发生改变后,依靠有限的资源禀赋进行最优生计选择的因素[4]。国外学者对于生计恢复力的研究起步时间较早,Holling首次将恢复力概念融入生计研究中,Chinwe基于前者对生计恢复力概念的研究,提出了生计恢复力理论和指标分析框架[5]。其指标分析框架包含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国内学者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从农户视角出发,在生计恢复力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对贫困及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实证研究[4,5,6]。二是将生计恢复力与贫困、移民等主题相联系,通过研究二者关系,利用提升生计恢复力从而减贫或稳固移民效果[7,8]。

综上所述,非农就业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利用生计恢复力框架分析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针对非农就业的现有指标体系难以体现不同生计能力水平搬迁农户选择生计方式的差异性,因此给予文中更多的研究空间。文中将目前对非农就业影响因素所取得的成果与生计恢复力框架结合起来,选取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作为研究区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克州的实际调查情况,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ISM分析方法研究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关系,最终根据模型结果归纳总结因素间的逻辑关系。为提升克州不同生计能力水平搬迁农户非农转移提供思路,同时对新疆其他深度贫困地区提升搬迁农户就业率和稳固脱贫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成效第三方评估调研,调查区域为克州地区一市两县。克州是新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实施区域之一,既是一个半农半牧的人口小州、经济穷州、边防大州、战略重州,也是全疆唯一一个三县一市全部纳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的地区。按照第三方评估调查规定特定抽样原则,每个县(市)共抽取6个村,包括深度贫困村、已退出贫困村、未退出贫困村、有扶贫任务的非贫困村和无贫困人口的行政村。每个村根据等距原则选取2-3个村民小组,每个村随机抽取30-60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980份有效问卷,其中搬迁户占55.10%,非搬迁户占44.90%,由于文中研究对象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因此后文数据分析针对540户搬迁样本进行研究。

1.2分析框架与假设 图1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生计恢复力框架  下载原图 Figure1Livelihoodresilienceframeworkofinfluencingfactors of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ofrelocatedfarmers

文中基于Chinwe的生计恢复力理论和指标分析框架,将克州调研的实际情况与国内外学者对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结果相结合,把影响克州易地扶贫搬迁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内部缓冲能力、外部组织能力、技能学习能力。

内部缓冲能力是指搬迁农户基于各类资本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以抵御搬迁后外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同时利用新机遇获得更好的生计产出。杜巍,李聪等借鉴了可持续生计框架中五大资本测量缓冲能力,认为五大资本可以更好的诠释缓冲能力的内涵[9,10]。由于社会资本指搬迁农户为达到新环境下的机制稳定所运用的社会资源,因而归入外部组织能力。因此文中选取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人力资本(年龄、健康状况)、金融资本(人均收入)、物质资本(房屋面积)和自然资本(农业收入所占比重)用以表征内部缓冲能力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内部缓冲能力显著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

外部组织能力是指搬迁农户对改变后软环境的适应能力,通过社会互动重新塑造新的社会恢复力,使搬迁后的外部环境由扰动紊乱走向稳定有序。因此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文中主要参考社会参与及交通两方面。参与社会活动有利于搬迁农户快速组建牢固的社会网络,拓展其社会资源,有助于获取非农就业信息和机会[10];交通便利程度越高,可以促进搬迁农户获取生计收入如向非农部门转移,同时提升了参与社会活动的便利度。因此文中选取合作社成员、小额信用贷款、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搬迁后到家距离作为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外部组织能力显著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

技能学习能力是指搬迁农户获得知识和技能而且把其转化为行动的能力,选取指标时主要从学习能力和技能培训两方面进行考虑,脱贫态度积极明确、具有学习意愿的搬迁农户通过政府组织安排的非农技能培训可以一定程度提高识别和利用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信息,帮助搬迁农户就业[11]。因此,在本研究中,选用了教育程度、学习期望以及非农技能培训频率作为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变量,并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H3:技能学习能力显著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

1.3研究方法

1.3.1二元Probit模型

通过构建二元Probit模型对克州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基本形式为:

Y*=P(Yi=1∣X)=Φ(Xiβ)(1)

式中,Y是因变量代表搬迁农户搬迁后采取就业与否行为,P(Yi=1∣X)表示在给定X的情况下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X为解变量向量,表示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β表示待估参数向量;i表示第i个观测样本。

1.3.2ISM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通过显著性检测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ISM模型找出表层直接、中层间接以及深层根源因素,构建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各因素层级结构。通过与专家学者讨论研究各变量之间二元传导关系从而建立邻接布尔矩阵;利用Warshall转移闭包思想[12]快速迭代获得可达矩阵N;通过轮换法对可达矩阵层级抽取,抽取原则为原因优先和结果优先,得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层级结构与生计恢复力框架下三种能力层级结构;构建解释结构模型。

1.4影响因素选取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将影响克州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因素分为三大类共13个变量,并对这些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进行了假设。统计结果表明,在调查的540户搬迁农户中,年龄处于49-59岁最多,占比44.91%;在身体状况方面,身体健康的农户占比65.28%,表明搬迁农户身体状态良好;在收入比重方面,农业收入所占总收入比重小于30%的搬迁农户居多,占比71.51%,这表明大部分搬迁农户收入结构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有74.91%的搬迁农户参与了合作社,63.77%的搬迁农户借了小额贷款,70%的搬迁农户拥有公益性岗位;在教育方面,有87.17%的搬迁农户其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反应出受访者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学习期望方面,56.79%表示愿意参加各项非农技能培训,表明还需进一步激发搬迁农户脱贫动力,接受新技能培训。在参加培训方面,有48.11%的搬迁农户没有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表明非农技术培训受众面较窄。 表1模型变量名称、含义及预期影响导出到EXCEL Table1Names,meanings,andexpectedimpactsofmodelvariables 影响维度变量赋值均值标准差预期影响方向内部缓冲能力年龄年龄(16～29=1;29～38=2;39～48=3;49～59=4;≧60=5)0.4380.497-健康健康(健康=1;慢性病=2;大病=3;残疾=4)3.5910.994-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农业收入所占比重≤30%=1;31%-60%=2;61%-90%=3;≧90%=41.5660.929-人均收入人均收入(人年平均收入/元)(≤10000=1;10001-20000=2;20001-30000=3;≧30000=4)1.4470.774-/+房屋面积房屋面积(50=1;60=2;80=3)2.1470.823-/+外部组织能力合作社成员是否合作社成员(否=0;是=1)1.8960.796+小额信用贷款是否参加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否=0;是=1)0.2510.434+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否=0;是=1)0.3620.481+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是否参与产业帮扶政策(否=0;是=1)0.30.459+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km)(≤50=1;51～100=2;≧101=3)0.5450.498+技能学习能力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高职=3;大专及以上=4)2.2891.206+学习期望是否期望参加非农技术培训(否=0;是=1)0.5680.496+非农技能培训是否参加非农技能培训(否=0;是=1)1.1340.357+

2结果与分析

2.1二元Probit模型结果

文中基于调研数据,运用stata统计软件对影响克州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Probit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本研究选取的变量中,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三个维度,年龄、健康、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合作社成员、是否参加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搬迁后土地到家的距离以及学习期望显著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 表2二元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导出到EXCEL Table2EstimationresultsofbinaryProbitmodel 影响维度变量回归系数系数标准误年龄-0.604***(-5.948)健康-0.355***(-3.780)农业收入所占比重-0.336**(-2.338)人均收入0.0320.301内部缓冲能力房屋面积-0.078(-0.656)合作社成员0.408**2.002小额信用贷款-0.216(-1.186)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0.814***4.005是否参加非农帮扶0.804***4.244外部组织能力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0.239***3.089教育程度0.1320.519学习期望2.656***10.789技能学习能力非农技能培训0.311*1.689PseudoR2:0.612Cox&SnellR2:0.568NagelkerkeR2:0.761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2.2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层级结构

文中用S0代表被解释变量搬迁农户是否非农就业,S1,S2,S3,S4,S5,S6,S7,S8,S9分别代表年龄、健康、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合作社成员、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非农就业培训、学习期望。根据与专家学者讨论研究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得出图2。"A"表示列因素对行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V"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O"表示行因素与列因素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 图2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  下载原图 Figure2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influencingfactors ofoff-farmemploymentofrelocatedfarmers 图3可达矩阵N  下载原图 Figure3ReachablematrixN

如图3所示,利用Warshall转移闭包思想,快速迭代获得可达矩阵N(图3)。再通过轮换法对可达矩阵层级抽取,抽取原则为原因优先和结果优先,双向轮换抽取得到层级L0=[S0];L1=[S3];L2=[S4,S5,S6,S8];L3=[S7,S9];L4=[S1,S2]。根据可达矩阵N显示层级顺序,把同一个层级的因素表示在同一水平位置的方框内,即可得到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图4)与生计恢复力框架下三种能力层级结构图(图5)。 图4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因素间层级结构  下载原图 Figure4Hierarchicalstructureamonginfluencingfactorsofoff-farmemploymentofrelocatedfarmers 图5生计恢复力框架下三种能力层级结构  下载原图 Figure5Threecapabilityhierarchiesunderthelivelihoodresilienceframework

2.3结果分析

2.3.1影响因素层次结构分析

农业收入所占比重直接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是否参加合作社、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学习期望、是否参加非农培训为间接影响非农就业,而年龄和土地到家距离深层影响非农就业。结果分析如下:

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显著负向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结果与预期方向一致。当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高时,搬迁农户更愿意将生产资料投入其中继续发展该产业,转向非农就业的意愿降低;当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下降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其他类型收入较高,对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形成推力,促进搬迁农户选择非农就业。

中间间接影响因素中,是否参加合作社、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显著正向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其结果均与预期方向一致。政府为贫困农户提供各类非农就业扶持,如由"村两委"带头组建专业合作社;提供护边员、护草员、护林员等岗位;引荐本地就业岗位、外地转移就业输出、创业帮扶等举措,有助于搬迁农户提升技能、获取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理性选择,从而减少非农就业成本,提升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意愿;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土地离家距离较远的搬迁农户通常会将土地或牲畜以外包形式托管,政府将优先安排不再返回原址劳作的空闲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保证了非农就业劳动力供给;学习期望是搬迁农户脱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重要体现,该影响因素显著正向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拥有较高学习期望的农户对各类培训、就业机遇拥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并反应在培训效果和就业率上;是否参加非农培训正向显著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由于贫困地区搬迁农户普遍教育程度较低,因此拥有一技之长的搬迁农户更易获得就业岗位,部分搬迁农户通过卫星工厂及扶贫车间提供的岗前培训,解决了技能与就业问题。

深层根源影响因素中,年龄为显著负向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调查农户中大多处于49-59岁,该年龄段搬迁农户子女已满16周岁,且需要赡养65岁以上老人,其家庭生命周期属于赡养期,因此需要保证经济上的富足以负担家庭的需要,在这个阶段搬迁农户更可能倾向于收益较大且稳定的生计方式,有较高意愿参与社会活动融入到新环境中,有较大的积极性参与各类培训、技能学习,从而抓住机遇积累各类资本以抵御下一次风险的冲击;健康显著负向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由于贫困地区医疗基础设施配备相对薄弱,导致因病致贫是克州贫困人口致贫主要原因之一,健康因素不仅仅对劳动力自身非农就业倾向具有显著影响,对其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倾向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通过调查发现,如果该贫困家庭中有大病成员,会造成身体健康成员非农就业时间减少。

2.3.2生计恢复力层次结构分析

根据上文影响因素层次分析,表层直接层次和深层根源层次中,农业收入所占比例、年龄、健康属于生计恢复力框架下的内部缓冲能力,因而内部缓冲能力对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既有直接影响作用,又是深层根源原因。表明搬迁农户在应对搬迁前后环境变化的风险冲击下,首先基于自身的各类资本对冲击做出反应,而拥有较强资本积累的搬迁农户具有较高内部缓冲能力,更容易通过新的生计方式应对搬迁后所面临的风险。而不同搬迁农户会根据所积累资本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生计方式应对搬迁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冲击,各类资本较充盈的搬迁农户生计方式逐渐趋向于非农就业。

间接影响层次中,是否参加合作社、是非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属于外部组织能力,非农技能培训以及学习期望属于技能学习能力。因此,外部组织能力与技能学习能力通过影响表层层次的内部缓冲能力,间接影响非农就业。由于搬迁割裂了原有的部分社会网络关系,因此搬迁农户需要建立新的支持体系。拥有较高的外部组织能力搬迁农户,能够加强自身与整体的联系,尽快的形成稳定社会关系及支持体系,如整村搬迁中拥有较高威望的搬迁农户,通过选举等方式担任村干部。由其工作性质决定,可以快速的接受和发送各类信息,与新社会系统进行沟通与交流,该搬迁农户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快速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得到其他搬迁农户的认同、信任和支持,因而拥有良好外部组织能力的农户将比其他搬迁农户拥有更强的非农就业能力。技能学习能力决定了搬迁农户获取和传递各类知识技能的意愿与程度,决定了能够从政府组织的培训中快速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拥有一定技术和知识的搬迁农户更易受到非农就业的拉力,从而促进未来非农就业。

3讨论

分析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状况的基础上,对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其目的在于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以促进搬迁农户就业,促使后搬迁时代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内部缓冲能力直接、深层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表现在该能力既是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意愿的推动力,又是非农就业行为的出发点。其中,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在促进非农就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需要帮助搬迁农户积累此类资本。但人均收入以及房屋面积对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不显著,与刘伟[4]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新疆克州扶贫政策落实效果较好,搬迁人口人均年收入与居住环境均达到国家标准,金融与物质资本差距不大,因此对非农就业影响不显著。



间接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外部组织能力与技能学习能力,是促进内部缓冲能力增长的实现途径。其中,非农活动帮扶与技能培训对帮助搬迁农户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与学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小额信用贷款对非农就业影响不显著且与预期方向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小额信用贷款政策规定其用途只可用于发展生产,在实际调查中搬迁农户会基于自身所擅长、回报率较稳定的生计方式选择发展种植及养殖业,而用于个人经商、投资特色产业发展的农户极少;教育程度对搬迁农户非农就业影响不显著,这与陈佳等学者[8]所得结果不一致,可能由于克州搬迁农户教育程度普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政策的扶持下排除了市场对劳动力选择的作用,导致非农就业对搬迁农户就业的教育程度水平要求不高。

4结论

文中基于生计恢复力框架下探讨影响克州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因素及其内部逻辑。运用Probit模型和ISM模型,对内部缓冲能力、外部组织能力以及技能学习能力三个维度以及各个维度下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的因素及逻辑关系的层次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内部缓冲能力直接、深层影响非农就业。第二,外部组织能力与技能学习能力间接影响非农就业。第三,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为直接影响因素;是否参加合作社、是否参与公益性岗位、是否参加非农帮扶、搬迁后土地到家距离、学习期望、是否参加非农培训为间接影响因素;年龄与健康是根源影响因素。综上所述,以上三个维度及其各维度影响因素相互联系,最终影响搬迁农户非农就业。

基于以上对影响非农就业关键因素的讨论,在全面脱贫背景下,为促进搬迁政策后续稳定实施,实现搬迁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变,针对提升搬迁农户非农就业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促进各类资本积累,缩小搬迁农户资本差异。通过健康文化宣传,增强贫困人口的健康意识,保障搬迁农户人力资本;加强搬迁点基础设施建设,为搬迁农户提供生计转型的外部支持条件,通过提升工资性收益增强非农就业的拉力,帮助搬迁农户积累生计资本;第二,提供社会支撑网络以适应搬迁新环境,减少冲击风险。根据搬迁社区需要增加合作社、公益性岗位数量,吸纳有劳动能力无法外出打工的搬迁农户就地就业;建立文化活动室定期举行文化活动逐渐消除搬迁农户间的距离感,通过村干部对搬迁农户宣传政策、处理矛盾、解决诉求,帮助较低外部组织能力的搬迁农户尽快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第三,促进农户学习能力发展,帮助农户将学习能力转换成积累生计资本的能力。短期内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就业,利用各类宣传鼓励带动搬迁农户脱贫动力,提高学习意愿;加强培训的规模度和精准度,注重企业岗位需求与培训类型相适应;长期持续提升农户及下一代文化程度,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提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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