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4月，德国耶拿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收到了一份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为《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大学生，但是随论文寄来的申请书、学业证书和自传说明他不是耶拿大学的学生，而是就读于柏林大学。小编：年月，德国耶拿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收到了一份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为《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叫卡
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大学，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任柏林大学的校长，黑格尔主义也以柏林大学为研究中心。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唯心的、保守的倾向为当时德意志的反动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思想奴役的工具，因而柏林大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存在着倡导盲目服从国家政权的统治意志，压制积极的、进步的理性思考的倾向；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辩证的、进步的方面也被一些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师生所发扬光大，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就是这一派别的成员之一。尽管马克思的年龄比其他成员要小十岁左右，但很快就成为这一派别中有智慧的领导之一。他知识的渊博、逻辑推断的深刻与严密，使那些年龄比他大、有相当声望的人都承认他卓越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1841年3月，马克思在长期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这是一篇打破传统观念，具有创新精神的理性研究成果，所以，马克思不想让柏林大学那些墨守成规、唯传统与教条是从的人乱评自己的论文，便放弃了在柏林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打算，而把论文寄给了当时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
19世纪的耶拿大学思想活跃、气氛宽松，进步的大学生和自由思想家们一起营造了受人称道的“耶拿精神”。所以，当巴赫曼主任开始阅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后，很快就被文中严谨的理性分析和创新的观念所吸引。
马克思的论文以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比较作为主题，探究伊壁鸠鲁哲学的自由精神。这两个人都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人们经常把他们两个人的哲学观点等同起来。甚至认为伊壁鸠鲁的观点是从德谟克利特那里抄来的，因而饱受指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通过认真的理性分析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不仅为伊壁鸠鲁平了反、翻了案，而且以重组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推论，大力推崇伊壁鸠鲁的自由精神，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以“原子论”作为切入点的，这不仅是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都围绕“原子论”展开，而且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由精神也是在“原子论”的阐述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尤其抓住了两个人在原子运动方式上的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在虚空中只有两种运动方式——直线下落运动和原子互相排斥引起的运动，而伊壁鸠鲁认为除此之外还多一种，即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运动。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运动，由此便产生了原子之间的缠结、结合和凝聚，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以及世界所包含的一切。
马克思突出了伊壁鸠鲁所主张的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运动，目的在于强调伊壁鸠鲁打开了一个自由想象的可能的世界，把偶然和自由因素引入到原子论之中，这就打破了原子直线运动的僵化认识模式。由于每个原子都偏离直线，都有自由意志，马克思便从原子偏斜说中看出了与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每个人自由的精神，进而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还只是一般自然和经验意义上的，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与他的伦理学联系起来，赋予了与个体自由精神相关的更多意义。
在同样阐述原子论的两个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中找到了关键的不同，并合乎逻辑地分析出伦理和政治上的现实意义，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确实是构思独特、蕴意深远，这使巴赫曼主任阅后大为赞赏。也是因为这篇论文所体现的个性自由精神与“耶拿精神”的主旨相一致，所以，当巴赫曼把论文提交到教授委员会讨论时，所有的教授阅后都同意这样的评语：“该博士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并一致认为对马克思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考核与答辩，直接授予博士学位。
马克思的博士学位就是这样凭着其精湛的说理性，以其逻辑思辨的理性实力获得的。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把这种周密的理性分析只用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之中，他更关注的是政治问题。1857年12月，马克思在一封书信中回忆道：古希腊“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
将逻辑周密的说理性原则运用到政治上变革社会的重大问题研究，使马克思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者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主张社会变革、号召开展革命斗争的文章和书籍并不少见，但许多内容都只局限于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表层揭露，或只基于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压榨工人阶级的义愤，因而提出的革命方式也不是走彻底推翻反动统治的道路，只是盲目地主张起义和造反，甚至仅强调消灭资本家个体的暗杀，等等。马克思说理性的分析研究则注重对社会本质规律的揭示，从基本点上的明确进而阐述现实社会中残酷的剥削压迫的深层原因，确定革命斗争的矛头要指向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推翻资本家及一切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变革社会的思想观念由空想成为科学。
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贯彻说理性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强调斗争性，使他们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受到了当时欧洲的许多革命者和革命组织的欢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学说。“正义者同盟”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组织。
“正义者同盟”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其前身是1833年在巴黎成立的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秘密组织“人民同盟”，1834年改为“流亡者同盟”，成员发展到几百人，1836年，部分激进的盟员从“流亡者同盟”中分出来组建“正义者同盟”，并参加了1839年5月的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同盟领导人流亡到伦敦重新恢复同盟组织。
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使“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认真地思考建立组织的宗旨和变革社会的道路。同盟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先后受到推崇暗杀、密谋活动的布朗基主义、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主张无政府观念的蒲鲁东主义以及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其宗旨确定为是以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建立财产公有的新社会，其口号是具有行帮性质的“人人皆兄弟”。他们以这些混乱的思想为指导盲目斗争了多年，直到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学说才改变了观念。
这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逐步实现了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逐渐成型，也表现在写作风格上阐述人类这一伟大思想逐渐清晰，说理性也越来越强。
早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恩格斯担任编辑时，他们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中虽然声讨的是反动阶级压迫民众的具体事件，但在论述的方式上就已经开始从道理上分析反动统治制度在本质上的不合理。之后在他们创办《德法年鉴》期间所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表明他们已经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章和著作的问世，说明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已经完成。因为在这些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明确地从道理上以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深入到历史的发源地内部来探究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他们认真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求索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
在这些道理的阐述中，马克思非常重视透过表面的社会现象，而提出针对社会本质的共产主义理论，明确地指出必须要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和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以理服人的实践态度和批判精神，使“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在比较中认识到，以前曾奉为圭臬的那些思想并不能明辨斗争的方向，有的反倒使头脑更加糊涂，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能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科学的理性思辨方法，为同盟组织写出纲领性的文件。
1847年1月20日，“正义者同盟”派领导委员会成员约瑟夫·莫尔为特使，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入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了解到同盟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已发生重大转变，有可能使同盟成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况下，决定加入同盟，恩格斯并参加了在当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同盟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思想在大会上得到了贯彻，因此，在1847年11月底召开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在听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详细论证之后，都赞同和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委托他们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这项工作，1847年12月，两人先后到布鲁塞尔，进一步研究了要写的内容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拟定了大纲。之后，马克思执笔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了在此间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观点，并按照恩格斯的意见，采用宣言的形式来阐述新原理。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诞生了。
《共产党宣言》是表明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立场的宣告书，也是在写作风格上以说理性的方式来阐明共产主义原理的典范。当时的欧洲，宗教的影响力很大，一些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性文件也往往采取宗教教义式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弊端就是以既定的教条作为最高原则和根本性的论据，对问题的阐述只有教条的演化而没有基于社会现实变化的推理过程；只想让民众“知其然”，而缺乏能使民众“知其所以然”的解说；即便是一些问答式的观点表述，也只是教条的清晰而缺乏有理有据的理性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则一改这种传统的教义解说式的方式，而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正面论述与反面批判相结合，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说理性写作方式，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
凡是宣扬革命的理论，都要体现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定，《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同样基于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揭示。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简单地作为僵化的教条来宣扬这一思想，而是从新陈代谢的社会发展趋势的高度，在详细论证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之后，笔锋一转，“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步步地分析曾经“非常革命”的资产阶级是怎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最后，合乎规律地得出了结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以上述无懈可击的论述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揭示了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道理。这就突出了《共产党宣言》的主旨，顺理成章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最近目标与最终目的。
正面的道理明确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从反面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既批判了各种假社会主义，也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最后，针对“共产主义同盟”当时迫切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还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理。
《共产党宣言》从头至尾洋溢着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改变世界的豪迈气概，读起来让人荡气回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科学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对共产主义原理的阐述，堪称说理性写作风格的典范。列宁曾评价《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
2005年有一本名为《世界是平的》的畅销书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7年的中文版发行后在我国也出现了阅读热潮。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以“全球化3.0”为主要内容，畅谈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本站在发达资本主义立场上看问题的书中，弗里德曼却大段地引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并在书中写道：“的确，今天当我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还遇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可见，马克思、恩格斯16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道理，至今仍然有着使人诚服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献的主题各异，但是，逻辑分析缜密，以理服人的说理性则是其共性。正如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的理性思辨能力所做的高度评价，他拥有人类“最重要的头脑”。
列宁同样具有理性分析问题的科学头脑。列宁所处的时代，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列宁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指导也更加直接，这就使列宁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的说理性要有更现实的针对性，强调能为广大民众更迅速地接受。甚至在题目上都采用了设问的方式，直指要阐述的道理，例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怎么办？》、《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等等，使民众在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疑虑得到了及时的澄清，更有利于革命理论深入人心。
尽管列宁处于复杂而严峻的斗争环境之中，有大量的指导俄国革命的工作要完成，但是列宁始终没有放松对理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哲学问题的探讨，他认为这是对发动俄国革命更重要、更根本的思想准备。列宁所做的基础理论研究，集中体现在《哲学笔记》之中，这是由列宁1895——1916年间研读哲学著作时所写的摘要、短文、札记和批注结集而成的，包括《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重要文献。
列宁的研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为了探索能够指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思想方法，也可以说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在阐述革命思想上的说理性。所以，列宁的研究侧重于发展与变革的普遍联系的学说，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笔记》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种研究上的侧重也是为了回击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歪曲辩证法思想的诡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袖都各自站在本国政府一边，使第二国际分裂为一些社会沙文主义政党。为了给自己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行为作辩护，一些知名的第二国际的领袖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流都打出了“辩证法”的招牌，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之处，都说成是“辩证法”的运用，而实际上则是诡辩论。辩证法究竟指的是什么学说？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科学体系？如何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等等，都是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所要搞清的问题。
由于是摘要、短文、札记和批注的结集，《哲学笔记》看上去似乎零散，但是列宁的思路是清晰的，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的主旨是一以贯之的。列宁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思想，对最早是黑格尔提出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进行了科学的改造，并开展了对唯物辩证法各基本范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蓝图：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按照“存在——联系——运动——矛盾——认识矛盾运动”的顺序展开，从而为建立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体系开辟了道路。
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装，使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写下的许多文章和著作中都充分体现了科学的、辩证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说理性的启迪和发动作用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如何结合俄国的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列宁把这种探索比作“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列宁是如何进行探索的呢？从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探索的过程，是从注重“书本的公式”到逐渐注重“生活的公式”的过程，是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过程，而这些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哲学笔记》奠定的。
列宁运用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注重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书本理论同特殊国情相结合，把“俄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而小农经济占优势”这一基本国情作为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运用对立和统一的辩证法、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指出必须要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形式和途径，来改造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物质基础和人才准备；运用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制定出了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和行动纲领。正是由于列宁懂得并熟练运用历史辩证法，才使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纠正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找到了由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
对于列宁运用历史辩证法所确立的革命与建设的方针，不仅敌对的右倾反动势力极力反对，一些号称“左派”的人也从另一个极端大加指责，对此，列宁又写下了《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章，批驳了这些自称是“更革命”、“更纯粹”的无知喧嚣。列宁以生动的比喻，指出他们之所以患上幼稚病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旧形式中都已经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对于这些打着革命的旗号，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事的人，列宁提出了充分体现辩证思考的观点，作为批驳“左派”幼稚病最根本的依据：“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亲身带领革命阶级掀起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伟大社会变革的革命领袖和导师，都要写下大量的说理性文章和著作，使民众明辨大是大非，心甘情愿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是这样，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是这样。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知识水平都不高，尽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使人民痛苦不堪，有压迫就有反抗，全国已布满了可燃起革命烈火的干柴，但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树立不起革命的信念，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前途，民众仍然只是麻木地忍受，变革社会的可能并不会成为革命运动兴起的现实。所以，要动员民众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首先要唤醒民众的觉悟，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首先就在于他使中国的广大民众认清了受苦受难的原因，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在他指导中国革命所写下的文章和著作中，以通俗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革命道理的说理性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对于毛泽东的写作风格可以有多方面的高度评价，但首先应当强调的就是革命的道理讲得明白，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总能很快地就对其中的革命道理心领神会。毛泽东一贯强调写东西的说理性，早在读书期间就赞同“文以理胜”的写作方式。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后，毛泽东更是强调文章和著作中要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昭然于民众，而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把说理性写作方式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不仅强调说理性的重要，而且具体指出了如何实现说理性的写作要点：“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的，总得要指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写作中的逻辑问题，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演说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
毛泽东对说理性的写作要求概括为“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要靠有用”，而对于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不解决具体问题，只知道罗列教条和“套话”的写作方式，则痛加批判，并厌恶地概括为“党八股”。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主要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专门写了《反对党八股》的文章，通过阐述文风与学风和党风的关系，强调整顿文风的重要性：“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他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之所以要反对党八股，是因为它有多方面的危害性，毛泽东列出的党八股罪状达8条之多，而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在说理性上说不明白。党八股不是按照科学的理性逻辑来讲道理，而是用了“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这种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方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党八股道理讲不明白，便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泽东认为这就“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进而又写道：“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毛泽东的写作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就像他继古创新极富个性的“毛体”书法一样，也形成了为世人所称道的“毛文”风格。但是，人们往往容易注意到毛泽东的性格和写作中不为一切陈规陋习所束缚，潇洒豪放的一面，而不大注意毛泽东非常注意研究事物的内在规律，强调理性分析的一面。在率领亿万民众进行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是以一篇篇道理透彻、深入人心的文章和著作来启发人们的觉悟，动员全国老百姓的。严密而准确的说理性所形成的逻辑力量，是毛泽东写作风格中更值得研究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写作风格上形成精彩而深刻的说理性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说教特点的批判和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贯强调“晓之以理，明之以道”的教化功能，颇有成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变化。毛泽东一方面对传统的教化思想中封建糟粕的东西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传统文化中教化的方式方法有浓厚的兴趣，认真研究和吸取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和写作的恰当应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古代典籍中的名言、佳句和典故，恰到好处地运用到革命道理的阐述之中，使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民众很快就被唤起了革命的觉悟。
其二是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把握。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始终坚持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僵化地照搬照用。在毛泽东的文章著作中，我们看不到长篇大套的教条化表述，凡是理论分析之处，总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实践说明，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成为中国民众手中的思想武器。
其三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调查研究以及对领导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起，毛泽东一贯强调调查研究的必要，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专论文章，提出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观点，甚至对“调查的技术”也都做了评述。调查研究使毛泽东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这就使理论联系实际的说理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可以深入浅出地宣讲既定的方针政策，并能迅速地为全国的民众所接受。
在长征途中，骑在马背上的毛泽东一直在看书，即使患病躺在担架上他也在看书。看什么书呢？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这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到了延安之后，毛泽东更加发奋地读书，尤其是哲学的书籍，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毛泽东都找来读；延安没有的，他就写信请在“外面”（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当时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攻读哲学书籍的事有过这样生动感人的记载：“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四个晚上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如此酷爱哲学，并不只是出于理论上的兴趣，而是为了在阐述革命道理中有科学的、辩证的思想指导，在写作文章和著作的说理性上也就可以有更能深入人心的逻辑力量。中国革命的进程曾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一些奉行教条主义的人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只知道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这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毛泽东痛感要清除教条主义，必须要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从深层次上清除，毛泽东认定这个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基于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说理，才能把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理讲得透彻，才能使教条主义无容身之地。
毛泽东早年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就有过深入的研究，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又重点研读了其中的哲学观念，这就使他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说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得心应手。在延安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毛泽东把自己长期哲学研究的成果，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集中的总结和提升，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不朽的光辉哲学著作。
《实践论》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专著，毛泽东在《实践论》的写作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则，指出了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并具体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辩证运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论述，而是在清晰准确地提出了基本观点之后，便结合实际地充分展开。其中有通俗的举例，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更有针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对照分析，如：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问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任务问题；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阶段性问题；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等等。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方式本身就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要求，不仅把实践的观点讲得深刻而透彻，而且为写作风格上的说理性提供了充实的方法论指导。
《矛盾论》是关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专著。为了避免教科书的倾向，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在正式出版前曾做过较大的修改。我们现在学习这部著作，可以更鲜明地感受到毛泽东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观念来解决党内教条主义思想问题的主旨。从这部著作的写作结构上看，毛泽东主要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法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但是在论述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按照这样的构想，《矛盾论》的写作便突破了按教科书的写法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肯定要等量并述的框子，而是以大多数的篇幅，着重展开了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并且专列一章来论述“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同现实的结合更为紧密的矛盾特殊性问题。同时，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使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时结合了更多的现实问题来进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分析，如：以扫除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的问题；革命的影响要通过各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作用的问题；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具体情形具体分析规则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的革命斗争具有不同特点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既统一又斗争的问题，等等。与现实问题的分析结合得更为紧密的《矛盾论》，具有解决人们思想问题更为有效的说理性。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形成的说理性，是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共性，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要动员全国老百姓的形势需要，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更为鲜明。毛泽东的书论及的都是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的方向与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但我们读毛泽东的书，却从不会感到艰深难懂、疑惑惘然，总是能够很快地就领悟到其中的革命道理。毛泽东的文章与著作将科学的哲理与现实斗争的需要紧密结合，在写作风格的说理性上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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