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针对多个学科在话语研究上的混杂局面和人们对话语概念的误解，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命题:1)“行动中”的话语强调话语从事什么实践活动，而不是话语是什么;2)话语的生命力来源于其

词典上一般将“话语”定义为文本和谈话的运用，有的词典还会加上一些语言学以外的内容(Krippendorff2009a)。如果谈论语言运用这一议题，而且这些议题超出对词语的音系学和形态学研究，同时也超出对词语在句子中的句法和语义作用的研究，那么就会发现不同学科都在提倡不同的命题、理论和路径，它们混杂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人文学科、知识社会学、文化研究、阐释学甚至是大数据统计学，都研究文本和谈话的不同侧面。就交际研究而言，目前已发展出多个对话语内容借以传播媒介进行研究的有效方法，包括会话分析、内容分析、修辞分析、话语分析以及媒体分析。

索绪尔(Saussure1972)主张把语言学限定为语言(langue)的句法学、音系学和符号学研究。这一精致的提法使语言学富有成果，但也使语言学成为没有情景依托的学问。有趣的是，受索绪尔影响的语言学家提倡采用抽象概括的方法获得客观真理，并宣称在这方面获得了科学成就，但这种成功却主要来自他们的概括性发现发表之后产生的出乎意料的社会文化影响。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及其普遍研究在扩展基础教育受众群体、提供统一民族语言标准、提高全民教育效率、助长依赖可靠记录的官僚体制以及最近的实现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文字处理等方面均有推动作用。然而，为了抽象分析之便而把语言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可控的狭小范围之内，不承认语言的本意就是言语(parole,langage，实际上拉丁语词根lingua的意思即是“舌头”)，会导致语言学对文本、谈话、行为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语言对事实的社会建构等更广阔的图景视而不见。

不少学科也主张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扩大，使其微观视域能够囊括文本和谈话。例如在文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已扩展到更长的文本，更多的语料，探索文本的互文联系、语体的彼此区别，以及追溯词汇、主题和研究课题的起源、支配和消失。历史学家也在经历这种转向，他们一方面关注语言以外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认识到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存在于文本、图像和器物之中。对历史事实进行鉴别认证，不论是确定其时代和地点还是对其阐释，都需要考察其原始语境。福柯(Foucault1972)认为不同时代的语言使用受不同规则和实践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借助福柯的话，话语已经成为掌握一切的再现体系(Hall2001)。

我认为，仅把话语的概念理解为将语言学问题简单拓展到一个大的范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仍未解决语言学热衷于制定规则的老问题。这些规则影响着语言学家如何抽象出概念，并将它们投射回假定的存在场点。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1986)的普遍语法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致力于探索所有自然语言的共同点，并把这些概括性发现解释为人类的遗传天赋。值得探究的问题是，这类抽象概念是如何迁移到人类大脑中去的?本书无意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要问，谁来定义这些抽象概念?这类迁移蕴含着什么其他概念?如何对它们的工作原理进行充分解释?谁愿意和它们共存?最重要的是，谁对这类解释的后果负责?

显然，学者们的讲课、阅读、写作、发表等学术活动都围绕某个特定话题展开。然而，绝大部分学科都对本学科自身的话语是如何引导学者关注特定研究对象的避而不谈，而这些研究对象却是学者在各自的探索过程中构建的。心理学家对个体特征进行测验和实验，并将这些结果理论化，但他们的理论却很难解释自己的行为。如前所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对语言进行狭隘定义的时候，不仅排除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用语，也排除了语言学家自己使用的从论述到得出结论这一整套学术语言。在传播学领域，研究者热衷于把传播看作是信息的传递或是对公众施加的影响。然而，这些理论无法解释研究人员是如何基于对相关文献和观察的共同解读合作提出这些理论的。这些例子都暗含着某种凌驾于研究对象之上的科学权威。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学者们在抽象定义、文学素养和团队协作等方面都拥有至高的造诣，他们的科学权威不容置疑。他们发表研究成果，但却拒绝为此承担责任，认为自己所使用的学术话语理所应当。本书试图打破这些观念，并以如下几个命题作为出发点。

最明显的一条是，我们承认文本、谈话和图像并不仅仅是与什么有关，它们也在作者和读者的生活中制造区别，或是将他们塑造为使用者、实施者、创作者，或是塑造为行动者。因此我们认为，“话语”是:“行动中”的话语，它旨在强调话语从事什么实践活动，而不是话语是什么。

首先，话语是一个表达抽象概念的单词，除非被能说会道的行动者使用，否则它不能起任何作用。没有这些人，一个话语就没有可观察的实际存在作为其内容。话语不可(随意地)定义话语实践者群体;相反，话语群体在共同工作中、在讲述各自取得成就的历史中、在定义各自身份中以及在确定未来发展方向中形成了各自的话语。这一点虽显而易见但也常常被忽略，在充分肯定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我认为:话语实践者群体赋予话语以生命力。

诸如图像、文化产品之类的文本物体，都是话语群体创造、使用和遗留的事物的物质体现。由于书面文本这种物质载体最经得起反复阅读的磨损，因此它可以成为解读话语最初意义的唯一可靠依据。因此，我认为:话语在话语实践者生产的话语产品中显而易见。

所谓“显而易见”，表明话语可以被反复观察、解读、分析。相对于许多其他物质载体而言，文本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腐坏消亡，而是能存在于有活力的话语群体之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不断变化演进。它们在话语群体中被选择性地创造、再造、保存和使用。要真正理解它们，必须参照它们的使用者和使用情境。阅读文本时不考虑原使用者的作用，这是错误的。

需要申明的是，话语也和其他人工制品一样具有明显的人为参与特征。我主张所有话语都表现在因话语而异的具体话语产品中。我知道一定有人反对这个观点。物理学家常常宣称(同时也坚信)他们通过实验和观察发现了某些自然规律。“发现”预设着发现之前的实际存在，但科学史却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的科学事实恰恰是在科学话语群体中不断变化演进的，是话语群体积极参与和选择的结果(Fleck1979)。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把“事实”(facts)看作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殊不知该词的拉丁词源factum本意却是“人造之物”。另外，从“工厂”(factory)、“制造”(manufacture)、“人工制品”(artifact)等其他同源词汇中也能看出，所谓的“事实”(facts)实际上有人为操作的意味。规律不能凭空从树上长出来，也不是控制整个宇宙的电脑程序。物理学中的科学事实也仅仅是因为物理学家宣称其如此而已。它们产生于物理学家的话语之中，是他们之间玩弄文字游戏(Wittgenstein1958)时的话题。就此而言，用海森堡(Heisenberg1958)的形容恰如其分:“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自然世界的真实面貌，而仅仅是我们的研究方法能使我们看得到的那个世界。”

物理学的产物并不仅限于已发表的物理理论，还包括一系列生成可分析数据的工具、进行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比较理论见解的平台和培养学生的高等院校。然而，即便是物理理论也远远算不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真理。如果把人的因素排除在话语之外，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一定是它们的学科产物都因话语而异，都由各自的话语群体创造并不断被其检验和修正。

自然科学的学者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对所作观察的主观控制。而我们对文本内容的解读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生产文本的话语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不在现场。古代的文本、历史文件和文物等更是如此，由于作者的生活年代久远，人们无法向他们求证作品的真正意义。当代的话语产品也一样。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文本解读都是当下的解读。

当下对文本的解读不能忽视已缺失的文本最初产生的语境。



很明显，文本的产生先于人们对它的解读，甚至个人日志也可以看作是由过去的自己所创作。阅读并非是从一个媒介向另一个媒介复制文字。当下的读者有他们的关注焦点，这不可避免地构成当下话语的一部分。因此，分析现有文本至少涉及以下三个反思性步骤:

第一，尽量重构现有文本最初产生而现在缺失的语境，并重构生成这些文本的群体从事的话语实践。有时这些文本的作者和其使用的语境为人所知，但更常见的情况是，这些信息需要话语分析者从现有文本推断而得。

第二，承认文本为人工雕琢之作。虽然我们知道一些文本由算法程序生成，但是人类书写、阅读、回应以及与之共存的文本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创造性。文本可以创始一些前所未闻的差异，对此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新文本也可以对旧文本进行差异性解读，而这些解读也绝不是一锤定音不可改变。

第三，要认识到话语分析一旦发表、传播或在分析者群体之外得到关注，就能使读者的生活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读者采纳分析者的观点，或是反对他们的主张，抑或是运用这些观点和主张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哪种变化，话语分析者都应该对自己学术活动产生的影响负责，虽然他们并不那么情愿。因此，仅仅将学术关注限定为对分析对象的合理描述是不够的。在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看来，话语分析的学术研究应该对其提供的信息负责，因此，话语分析必须包括其研究工作所实施的行动。实际上，话语研究的学者需要确保自己的话语将所分析的话语的起源带入他们学术研究创造的话语之中。

以上三个反思性步骤在负责任的话语研究中都有所体现。相反，如果分析者不重视生成现有文本的历史实践，也不关心自己发表的成果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认为自己的解读高于一切，那么这三个步骤就无从谈起了。而缺少了这些反思性步骤实际上就是拒绝倾听被分析话语的创造者的声音，也否认了解读的多样性，只剩下倾心于那些与社会无关的、或无预期后果的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明确否认说者之间的互动与语言学相关，而批评话语研究则鼓励并承认这一点。

由于原作者或原使用者并不在场，要从现有文本中重构出他们的声音实属不易。这类似于民族志学者在访谈时要做的工作，常常需要假设，有时甚至会误入歧途。然而，为了分析之便而忽略被分析文本的起源(如在统计字符串或词汇的数量时)，这种做法与话语分析者的研究目的背道而驰。这会形成与社会无关的文本理论，导致语言概念上的一元论和抽象客观主义(Volo2inov1986)以及对交际概念的机械理解。例如，自然科学的话语往往致力于制造线性因果关系:A引起B,B又导致C等等。如果把这种思路盲目套用到语言上，社会科学的学者就很容易将其论点解释为具有强制力的东西，将信息内容等同于其导致的后果，并把能动性归结为物质性(Latour2005)。印欧语系的语言为事件的因果关系描述提供了丰富的语法形式，过度使用这些语法形式会使社会理论家走向极端。例如，福柯的话语概念就受此影响，他认为话语是无法逃脱的规则，它决定了作者写什么，读者如何阅读和生活。对此，贝特森(Bateson)的评论非常中肯:他认为把能动性归结为抽象概念的做法是认识论上的病态表现(Bateson2000)，谁相信它，谁的思想就被它禁锢(Krippendorff2009b)。

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于否认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将社会组织、公司、团体和公众拟人化，但我还是认为简单因果推论和拟人化的做法会严重误导我们对话语的理解。话语本身不能发声，但话语的实践者可以发声;话语也不能强迫人们去做违背意愿的事情，只有话语的使用者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自然语言中，某些语言形式的确比其他语言形式更常用。但话语实践涉及人的行为，具有对话性、互动性、建构性和反思性，是对线性因果论的反叛和革命。因此，我认为，话语群体构建自己的话语实践。

抛开自然语言习惯不谈，一旦人们以话语群体成员的身份自居，并以特定的实践和机构认定其身份，他们就会开始划定边界并在边界内组织自己的行为。例如，医疗从业人员有一套自己的医疗话语专用词汇，他们用这些词汇来区分医疗问题和非医疗问题。要成为医学话语群体的成员，必须要能熟练使用医学话语，也要遵守医疗行业的行为规范。我认为，所有话语群体(无论是学术的、专业的还是活动家的话语群体)，表达的都是自己关心的问题，并且以该群体特有的做事方式关心自己的问题。因此，话语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治和自我管理的。

自我管理的话语群体划定边界，在此范围内进行话语实践，生成具有自身话语特色的产品，期待其成员按照共同的行为准则行事。对于边界之外发生的事情，话语群体的成员往往不去关注，这当然也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然而，话语群体也可能受其环境扰动，受到维系话语实践所需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资源，话语群体可能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以上命题中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用以下例证说明一下。

数学是一种话语，它在定义精细的形式语言体系中探索、求证。这与其他话语群体运用数学做事的方式不同。数学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自治话语。然而，数学家也需要资金、住房和计算技术。虽然医学、政治和经济问题不太可能成为数学学术会议的主题，但它们完全可能影响到数学家的所作所为，尽管这些影响不是医学、政治或经济话语意义上的影响。

相比之下，公共话语的流动性要大得多。公共话语的从业者不需要通过什么资格考试。他们在面对面的对话中相互接触，这种对话也通过媒体新闻得以扩展，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广泛的共同关注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然而，在这种对话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依然得以保留。越界者最终会受到羞辱或被追究法律责任。类似于数学这种职业的、科学的、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往往不在公众关注的范围之内。即便如此，公共话语也有自己的传统做法，有自己的集会点、报纸、不成文的行为准则，有自己在协商话语边界时表达态度的常规手段。本例说明了这样一个总体规律:所有话语群体均赋予其重复性实践以制度性特征。

当话语实践不断重复而变得程序化、规范化并被话语群体的成员所期待、彼此承诺遵守之时，制度就出现了。参与实践的成员期望彼此互惠，这导致他们忘记话语实践源自何方(Berger&Luckmann1966)。阅读、写作、行为方式的制度化，包括话语群体成员协调彼此活动的方式，起到稳定社会互动的作用，并使话语群体的存在不受其成员寿命的局限。有人将语法看作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门槛(Volo2inov1986)。而在话语层面上，类似的门槛则是字典、写作手册、技术定义、认证和法律等。

在科学话语中，制度化过程始于正规教育，接受正规教育是成为科学话语群体成员的路径。手册、定期出版物、标准化方法、学位证书和专门的基础设施，都是制度化过程的延续。重复性实践的制度化增强了话语的一致性，同时也定义着创造性所具有的含义，即什么具有创造性，什么不具有创造性，以及哪些贡献可以被认定具有创造性而得到奖励。话语的创新性使话语群体长期保持活力，但也让话语群体的发展方向变得难以捉摸，特别是对局外人、对未参与这些实践的人，以及对那些使用单一抽象客观主义研究方法(Volo2inov1986)的社会学家来说，尤其难以捉摸。充满活力的话语群体都有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挑战。不同话语群体共生共存，它们以各自的方式组织实践活动，创建异于他者的独有身份。这是话语群体之间形成互语关系的基础。不同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并不相干。

由此可见，一个话语群体中的任何东西，无论它多么显而易见、自然、正确、具有代表性特征，对其他话语群体而言都不见得能被理解。而且，不同话语相互共存往往被视而不见，这也是话语不相干的一个表现。例如，诊疗话语对数学家而言索然无味，工程学的话语不涉及宗教，法律话语也不会关心医生如何定义他们的问题。这些话语可以共存，却无需相互承认。

不相干的话语共存并不妨碍彼此之间发展竞争、合作和互利关系。虽然同一资源对不同的话语有不同价值，话语之间的竞争关系总是围绕某些资源展开。例如，科学话语与宗教话语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在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的发展却离不开它对宗教的批判。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在科学话语中看到它反对宗教的影子: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但双方对它的解释却针锋相对，都认为自己的说法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科学与宗教彼此竞争，争夺信众，并且创造不同的情景以使各自的话语以相互排斥的方式得以实施。

不同话语相互支持也相当普遍。工程学的话语有赖于数学话语，公司董事会上也会出现经济学、营销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的话语。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话语间的合作并不明显，就像空气一样常被认为理所当然，只有在合作失败或在人们进行反思时才显现出来。例如，美国宪法规定，三个独立的管理部门分别践行立法、行政和司法话语，目的是为了平衡彼此之间关系以保障国家利益。其设计者认为言论自由是实现民主的基本方式，他们了解出版业的重要作用，却不知道传播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表面上看，传播技术对每个人都有利，它能促进企业、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和运算机构的发展，但它也能对公共话语形成遏制，现在看来这也是个问题。另外，人们以前也不会想到，这种新技术还推动了商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使正义和相互关爱的领地日渐萎缩。经济话语在全球蔓延，受到一些话语群体的欢迎。这些话语群体并不知道如此接受经济话语会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在经历几次经济危机之后他们才会对此有明显认识。

话语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显然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进行解释。作用于话语关系的因素多种多样，哪些被现存话语关系所抵制，哪些导致现存话语关系的变化，因果关系论缺乏统一的衡量办法，因而也无法对话语关系作出有效解释。同样，忽略话语多样性和话语不相干性的做法也无法解释话语之间的关系。普遍系统理论家就提倡这种做法，经济学家在把一切都简化为经济分析单位的流动时也默认这种做法。同样，福柯在把话语看作是一定时期内掌控一切的规则时也是如此设想。

要解释话语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先弄清楚是什么让话语群体保持活力。

要维系其内在组织结构并继续产出特定的话语产品，所有话语群体都需要从外部引入欠缺的资源，如人力、信息、经济、物质和技术等。无论引入的资源在别处是什么，对引入方来讲这些只是它所需要的资源而已。因此，关于话语不相干性的一个结论是:

不论何物，只要进入一个话语即具有该话语的意义，而一旦脱离该话语，获得的意义便与其无关。例如，进入某个话语群体的人会获得该群体为其设定的角色。医疗话语将前来就诊者称为病人，病人在其他话语群体中的身份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同样，被警方羁押的人也受制于规范执法实践的法律话语。而在餐馆里，人们的身份只能是顾客或雇员，不管他们在其他场合是做什么的。

这些适用于人群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引入的器物。例如，原住民的礼仪性器物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就是不同的物品。对其进行研究，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些器物的意义又进一步发生变化，如果把它放在博物馆里进行展览，它又有了全新的意义(Krippendorff2003)。与之类似，经济学家习惯于从经济视角看待所有现象;然而，当金钱进入公共领域时，它却毫无疑义地引发不公平、腐蚀民主过程，吸引媒体关注。物理学家宣称自己研究宇宙，并认为宇宙包含了一切，但当他们的理论进入工程学的话语时，就要增加种种限定条件，因为工程师们需要向大众证明设计的合理性。物理学的话语所宣称的普遍性总是经不起考验，每当人们兴趣盎然地想知道这些理论能解释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将其话语付诸实践时，它就会不攻自破。

如果说话语群体成员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转换是因为话语意义的独特性，那么话语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解释呢?不同话语群体具有共识的观点不可取，因为这会否认话语与话语互不相干这一最基本的话语关系特征。对此，我的观点是:构成话语之间联系的真正动因恰恰是话语可以利用交换之物具有的不一样的潜在功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商品销售，正如商品只在卖家和买家对其有不同用途需求的情况下才可能转手一样，话语群体之间的交易也以交换物能提供不同的益处为前提。例如，研究者的科研目标是推动理论发展，而其资助机构的目的未必如此。这甚至还能引发话语群体之间的冲突，如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不仅可以通过普通民众的守法行为得到体现，也能够在试图避免其不良后果的政治活动家那里得以彰显。

因此，话语之间的联系不是基于共识而是基于互补。话语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因为话语关系涉及到语言。我的看法是:话语间的关系具有生态关系的特征。它蕴含着共存、互助、对抗或竞争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领地，与其他物种接触时会有特定的反应。生态系统的整体概念超越其中的任何一个物种而存在。要为某个特定的生态系统建立研究模型，生物学家同样需要概括和归纳。我断言这也适用于对话语群体的理解，不过要补充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

话语关系与物种关系的关键区别在于语言。不同话语群体的成员可能使用同一种自然语言，却仍然无法理解对方的话语。

然而，人类有能力学习不同的语言，也能进行不同的话语实践。这就使他们能够成为不同话语群体的成员，并可以从一个群体迁移到另一个群体。

此外，与生物有机体中各机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不同，所有的话语群体都只是间歇性地存在，只有在时机成熟、具备合适的成员等条件时才能得以重建(Krippendorff2008)。由此可见，有资格的个体可以选择进入不同的话语群体，也可以在它们之间穿梭转换。这将引发一些在生态系统中无法看到的现象:话语群体几乎不欢迎局外人的话语进入其内部。但是，人力、信息、物质和技术方面内容的引入可以使话语得到增强，也为话语保持活力所必须。然而，这些内容也会损害、颠覆甚至殖民该话语，并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例如，新一代技术达人善于网上交流，使不少专业话语退出历史舞台，使传统商业交流模式显得效率低下，也使新的企业运营模式应运而生。社交媒体中的机器人正在破坏公共话语。心理学的话语范围已经萎缩，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已被吸引到认知科学领域。女权主义对人权的重新定义正在不断增加政治话语的实践难度。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也证明，面对新的交流方式在社会的广泛使用，已确立的宏大社会学理论变得毫无意义。而关注全球变暖、枪支暴力、政治商业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激进分子运动也在寻找话语家园。以上例子说明，话语群体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接受新成员并迎合这些成员新奇的话语能力，包括对引入的外部资源所具有的那些不期的功用进行整合利用的话语能力:话语之间关系变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话语群体如何处理那些因监管疏忽而流入的不期扰动。

学术话语不能独立于以上这些命题之外。当新一代学者被邀请参与学术活动提出他们的新见解时，当对批评的声音进行回应时，或者当我们在街头、编委会以及任何我们工作的场所测试和评价一些构思想法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学术话语的变化。

以上论述说明:对话语进行学术性分析和批评不仅能够丰富学术文献，同样能够深刻影响其他话语的变化。

毫无疑问，将话语置于行动中进行研究是一项引人入胜的学术工作，它开启了体验世界的新途径，也在认识论和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挑战，因此，话语研究有别于其他社会学科。最后，请允许我概括列举其中的几项挑战并以此作为总结:

1)显然，学者们在讲学、阅读、写作、发表的同时也在实践自己的话语。同时，他们还生产出符合自身话语标准的产品，共同扩展学术空间。然而，我们只是作为话语研究的学者，对我们自己关注的课题进行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别人是生活在他们建构的话语世界之中，其实我们也是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在实际行动中注意到我们不能仅仅描述分析对象，而是要积极建构研究对象的话语世界。

2)所有学者实践着自己的话语。有些学科将其研究问题与这些问题被观察和被理论化的方式脱离开来，与此不同，我们的研究则要把自己的话语实践包括进来，并对其进行反思。因此，我们不应满足于对其他群体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话语产品进行描述和批评性检视;相反，我们还应该对读者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什么进行说明，对自己的作品会给相关方面带来哪些实际影响进行阐释。我们的标准是:好的学术成果不应止于获得真理，我们要对学术造成的后果负责。

3)每个话语群体都在自己的边界范围内用自己的术语组织自己的行动，因此，只有尊重其他话语建构事实的独特方式才有可能理解这些不同于我们的话语实践。同样，只有愿意了解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的他者世界，我们才可能承担我们的学术话语发挥作用的责任。这种双向的自我指涉在其他学科几乎是不被考虑的，在自然科学领域肯定不会。

4)如前所述，自然科学的话语建立在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并认为研究对象独立存在于研究之外。用这种逻辑看待社会现象会导致社会学家对话语群体的描述一成不变:社会机构都是稳定的，实践都是规范的，再生产由强大的等级制度控制，其对象也是已知事实。所有这些稳定表明在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中使用了因果隐喻和计算隐喻，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使用这些隐喻来解释社会现象造成了社会现象的稳定。然而，话语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其实践者在建构、重构、修正和使用话语产品时的创新。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对因果关系这一解释方法的排斥，因为因果解释法与创新格格不入。实际上，创新是判断话语活力的核心维度，人们会话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预测性。所有话语群体都有能力质疑自己的历史，追求新的发展道路。我们依据创造性阐释他者话语的作用，但是，在分析这些话语时不应对这些话语同样具有的创造性视而不见。

5)同样，因果隐喻和计算隐喻的使用容易使人将群体看作牢笼，将话语看作控制成员行为的电脑程序。当然，也有话语群体鼓励其成员与其所践行的话语合为一体。但是，与生物有机体中各机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不同，话语群体只有其成员践行其话语时才真实地存在。显然，话语群体的存在取决于它能否在确定的周期内或合适的场合重新组合。接受志愿者进入其使命团队是话语群体暂时存在的要素(Krippendorff2008)。这一显而易见的经验事实说明，人们有能力在不同时间进入不同的话语群体并在其间转换使用不同的话语。而践行不同话语的能力也正是人具有社会性的证据。我的建议是，我们这些话语学者不应该被自己的分析方法所操控。要理解话语就要抛开偏见，就要超越话语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具有跨学科的特征。

6)诚然，我们也像大多数学科那样喜欢学术概括和归纳。我提到过，社会学理论的特点是将交际的创造性本质从其结构中抽象出来。这会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误解。在我看来，群体并不发声，发声的是群体的成员，包括作为群体的成员。话语也不具备能动性，话语无法迫使我们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如果不愿考虑其它可替换的观念，那只能有一种选择，它会招致灾难的发生。另外，话语群体之间也不能相互沟通。一个话语群体对另一个话语群体的认识往往很肤浅，而这也仅仅来自各群体中有意愿交流的成员间跨越话语边界的有限交流。我的观点是，作为话语研究的学者，我们不能以上帝的眼光看待话语世界。要将自己的研究发现付诸实践，我们需要将自己视为那个领域具有创造性的参与者。我建议，我们应秉持谦虚的态度，采用生态学的理念，即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借此来理解产品之所以为产品，是因为它由多个话语建构而成。

上述许多观点都在本书中得到印证。本书旨在鼓励学者勇于跨越话语边界，尊重研究的差异性，对话语世界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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