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议会出版一种厚厚的“蓝皮书”，是专门发给议员们看的资料，里面大都是些枯燥的文件和统计数据，所以很少有议员认真去看它。据说竟有议员把它当作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子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枪弹的威力。当然，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是要有保存的，但也是尘封在书架上，很少有人问津。小编：世纪的英国议会出版一种厚厚的“蓝皮书”，是专门发给议员们看的资料，里面大都是些枯燥的文件和统计数据，所以很少有议员认真去看它。据说竟有议员把它当作手枪射击的靶子，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尘封已久的“蓝皮书”却被一个人所关注，并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这是一位十几年如一日刻苦钻研的人，每天早上9点钟就到阅览室里借阅书籍，做摘录，写笔记，一直到晚上7点才回家。他总是专门坐在一个固定的座位——D排2号座，借阅卡写的姓名是：卡尔·马克思。
借阅室里的图书管理员很关心这位名叫马克思的研究者。一天早晨，一位读者借了一本书正想到D排2号座坐下来阅读，图书管理员便走过来说：“先生，这是马克思博士的座位，请您不要占用，他马上就来。”那个读者怔了一下问道：“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那个工人领袖吗？”“是的。”“他每天都来吗？你确信他今天会来吗？”“那当然，多少年来，马克思博士每天都要在这足足工作10小时，我在这里已经20年了，我很了解这里的读者。”那位读者听了这一番话，以敬佩的目光看着马克思座位上堆着的书，然后慢慢地走开了。
按说阅览室的读者座位是不应当固定的，但图书管理员这样说，既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关照，更是出于对马克思的敬佩。连无人问津的“蓝皮书”都被马克思认真地研读，这是一个多么孜孜不倦、刻苦认真的人啊！图书管理员还注意到马克思读书的兴趣非常广泛，除研读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社会科学之外，他还研究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农学、农业化学、实用工艺学、实用经济学，等等。有一天，图书管理员忍不住问马克思：“博士先生，一个人可以同时研究50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呀！”马克思回答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如果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能只在一块草原上去赏花。”
马克思就是这样在知识的草原上广泛地采撷。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勤奋好学，除母语德文外，他还先后攻下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掌握了驾驭各种各类知识的语言工具。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他一直未放弃对各方面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在伦敦期间，他每天都在图书馆里钻研，以至于座位下的水泥地面竟然被磨掉了厚厚的一层，留下了广为世人传知的“马克思的脚印”。
马克思的记忆力惊人，对读过的书能记得异常深刻准确，但他读书时总要做笔记。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曾阅读了1500种以上的书籍，仅1850年到1853年6月期间，他写的摘录笔记就有23本之多。《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发行后，马克思因病停止了研究工作，但仍批阅不懈，写下了大量的笔记。他的读书摘录记满了50多本笔记，足有3万多页。
马克思的笔记不少是自己制作的。通常的做法是将一叠白纸一折为二，然后居中间缝上一道线。在原封面上写明做笔记的时间和地点，编上笔记的序号，有的还加上标题。笔记记得密密麻麻，旁边留出的空白处有用不同的笔做的粗细实线、虚线、“×”、“+”等各种记号。为了查阅方便，马克思还对许多笔记编制了目录和内容提要，然后放到特定的地方，需要时不用翻找，随手就能抽取出来。同时，马克思还在一些阅读的书上直接做笔记。
如此刻苦的学习和研究，使马克思的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而精深。所写的文章和著作都体现出了广博的知识底蕴。论述一个观点可以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不仅能以理服人，而且能以事实教育人。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涉猎广泛，厚积薄发，许多精彩之处如知识的草原上信手采撷，却皆成至理名言，不能不让人诚服敬仰。
马克思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对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欧洲各国的历史都有深入的研究。大学期间读的是法律，却又同时获得哲学的博士学位，马克思写下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是人类社会科学的宝贵财富。同时，马克思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的量化研究的工具性学科——数学，是马克思喜爱的学科，经常的数学运算甚至是马克思研究之余的休闲方式，而汇集了马克思数学研究成果的《数学手稿》则从数学领域展现了马克思对科学思维方法的运用。
《数学手稿》是一部卓越的数学哲学著作，是自然辩证法的珍贵历史文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念，考察了数学特别是微积分学思想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一些数学内容的辩证实质，分析了方法的转化在微积分学建立中的重要意义，总结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对于微积分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马克思还借助比拟、想象等语言艺术，力求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在手稿中能看到很多幽默俏皮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比喻。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拓展数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也是博学的革命导师，他与马克思共同研讨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紧迫问题，同时也研讨自然科学中的许多问题。数学是他们的共同爱好，相互之间的通信中经常交流数学研究的成果。从1870年起，恩格斯着手系统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计划写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专著，以批判当时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为此，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了运动形式的转化等思想。几年后，恩格斯写出了自然辩证法的“导言”和大部分内容，这些文献以后被整理成了《自然辩证法》这部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
《自然辩证法》体现了恩格斯对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掌握和对其哲学意义的分析研究。一方面，从自然科学成果中吸取了大量的哲学精华；另一方面又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分析了自然科学中的最新问题。书中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为依据，总结出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尤其强调任何有限的物质存在方式，包括星云和太阳，都是暂时的，只有物质世界和它的运动才是永恒的、无限的。从而客观地描绘了自然界中各种联系交织起来的图景，探索了自然界的发展前途，精彩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自然观。运用这种自然观，恩格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预见，如：原子可分、电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这些预见在以后的科学发展中均得到了证实。可见，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丰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各方面知识的广泛涉猎和全面研究，并非只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而是研究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需要，是树立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的需要，也是得出社会变革的结论就要有革命性的思想方法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做过明确的解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的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比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出于这样深远的目的，马克思对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就不是一般性的了解，而是抓住其学科精神的特性，进行深入的本质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不是浅尝辄止。”
广博的知识底蕴对马克思写作风格的影响首先是丰富了阐述革命道理的论据，在马克思的文章和著作中经常能看到以文学知识、历史学知识乃至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证和解析问题的情况，这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直接运用。深层次的运用则体现在提炼出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内涵，用于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例如，马克思就把数学的研究方法用于对资本主义的量化分析中，用于《资本论》的写作之中。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马克思《数学手稿》的主要译者、北京大学的江泽涵教授在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深有感触地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同研究数学的方法是一样的，《资本论》的论证方法同数学的论证方法是一样的，都是严密地从逻辑上一步步推理和展开，真是无懈可击，令人信服。”
从总体上讲，体现为马克思写作风格基本思想指导的哲学世界观，也是对当时各门具体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概括形成的。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熟知，尤其是对其中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的透彻了解，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同时，一些以研究自然科学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成为马克思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自然科学依据，特别是对于19世纪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蕴涵的精神实质的提升。细胞学说的研究表明：所有动植物的生命现象，都是细胞按照一定规律分裂和增殖的结果，从而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有机联系；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的研究表明：自然界各种形式的能量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从而揭示了整个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表明：自然界中品种繁多的生物种类，都是由少数简单生物经过长期的变化发展而成的，从而揭示了生物界是一个有规律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对这些学科的本质性把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个更加清晰、准确的科学体系，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深入了解，使他在论述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时候，把“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与“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一起，都作为最活跃、最革命的生产力中的构成要素。马克思之所以如恩格斯所说，看到具体科学的革命性进展，就会“感到衷心的喜悦”，是因为历史上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一旦被应用于生产过程，就会引起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并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迅速发展。所以，马克思指出：“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基于广博的知识底蕴提出深邃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的文章与著作中的基本写作手法，也是革命导师列宁经常采取的写作方式。
与马克思相同，列宁的文章与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内容上的广博性，也是列宁从小就热爱学习、渴求知识的结果。列宁出生在一个无比热爱学习的大家庭中，他的父母都是博学的人，他的哥、弟、妹都是学校的高才生，列宁也从小就是优秀学生。他5岁就开始学习知识，9岁进入辛比尔斯克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品学兼优曾获得金质奖章。
青少年的列宁有很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抓紧时间把功课复习一遍，在中学的几年中，他几乎天天都这样，生活很有规律。在课堂上列宁注意听讲，门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特别是列宁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老师给打的分数往往不是“5”分，而是“5+”，因为列宁写作文的方式很有独到之处。老师布置下作文题目后，列宁就马上开始做准备，读参考书，考虑文章的内容，写提纲，打草稿。他把稿纸折成两半，在左边起草而把右边空着。草稿写完后，就在右半边补充、修改，或者写一些必要的说明。快到交卷的日期了，他就根据右边一栏的材料，重新整理出一篇作文，清清楚楚地誊写在作文本上，这样写出的作文内容，自然是既充分又有条理性。
上学期间，列宁对各种知识都有兴趣，他不但学好了各门功课，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常常将书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列宁不喜欢死啃书本，不论学什么，都肯动脑筋钻研，遇到不懂的事，总要弄个明白。有一次，他和同学们挖到了一个蜣螂的洞，洞里的状况很奇特，列宁读过一些讲昆虫的书，就和同学们讲了蜣螂的习性，但同学们的进一步提问却把列宁难住了，他答应第二天告诉大家。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了答案，并告诉同学们说：“在古代埃及，蜣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埃及人把石头雕的和泥塑的蜣螂放在庙里供奉，或者带在身上作护身符。”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原来，列宁已经翻阅了不少讲到蜣螂的书。
这种勤于学习、乐于钻研的精神在列宁长大成为革命领袖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和马克思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苦读一样，列宁从国内到国外，甚至在流放期间，都始终未放弃在图书馆里的读书学习。他一生去过几十所著名的图书馆，在国外流亡时，每到一地，总要首先去找图书馆。他去过俄国国内的喀山图书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城市的图书馆，也去过国外的德国皇家图书馆，瑞士伯尼尔、日内瓦、苏黎世三大城市著名图书馆，巴黎的许多图书馆以及丹麦的哥本哈根图书馆、瑞典的皇家图书馆等，也包括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列宁不仅在这些图书馆里认真读书，而且有独特的读书方法。他读书时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内容丰富的评论、注释和心得体会。有时还在书的封面上标出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或材料。一旦读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在书的扉页上或者封面上写下书目索引，特别注明书中的好见解、好素材，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论断的所在页码。列宁把做批注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非常认真地对待，他写批注的过程，可以说是与书的作者探讨甚至激烈争论的过程，每当读到精辟处，他就批上“非常重要”、“机智灵活”、“妙不可言”等，读到谬误处，就批上“废话”、“莫名其妙”等。列宁认为认真写批注，可以促使自己在读书时开动脑筋，认真钻研，把握书中的重要内容。
列宁曾说过：“用人类所有的知识财富武装自己。”这句话也是列宁终身的座右铭，他像一只不知疲劳的蜜蜂，孜孜不倦地、广泛地采集着人类智慧的花蜜。1920年，列宁填写“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时，在“您读过哪些著作”一栏里，他写到：“几乎全部”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列宁不仅阅读了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政党建设方面的书籍，也大量地阅读了哲学、历史、法律、艺术、语言学、统计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列宁本人或者别人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列宁或别人与列宁讨论问题时曾提到过的许多俄国的和外国的作家及政论家的名字，其中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恰达耶夫、乌里宾斯基、戈尔布诺夫、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歌德、维克多·雨果、狄更斯、左拉、杰克·伦敦、爱伦堡等。列宁熟读了这些人的著作。
大量的阅读，使列宁的写作具有了广博丰富的文献资料。列宁每写一篇文章或作一次报告，也都要查阅大量的参考书籍和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中查看过的书刊材料中，共有22种文字，16000本图书、定期出版物以及文件书信等，数倍于常人的阅读量。列宁在他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就有大约600处各种文献资料的引文，足见其知识的渊博和视野的开阔。
对许多学科的熟知，使列宁写作的文章与著作能够将这些学科知识有针对性地运用到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之中。列宁运用最多的是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哲学观念。出于求变革、求发展的斗争需要，列宁尤其强调对唯物辩证法的论述，先后写下了《辩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哲学文章。特别是列宁所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篇光辉的哲学著作，矛头直指当时妄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已经给革命的指导思想造成混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新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在“消化”和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列宁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真理观和实践观，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粉碎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和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攻，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了给俄国革命斗争确定方向道路提供借鉴，列宁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尤其是对欧洲各国的近代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了解更为深入，并直接运用到论述俄国革命的写作之中。我们在研读列宁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时，往往重点学习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其实，这部著作的各个章节都是论述主题所不可缺少的，第二章关于“1848——1851年的经验”和第三章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斗争经验的总结，列宁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鞭辟入里的科学分析，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以及民主与社会主义、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等等。这些观点都成为围绕国家与革命主题展开的重要思想。
列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的体会，也被运用到革命道理的阐述之中。他所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列宁在文中分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和作品中的矛盾，并深刻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俄国宗法制下农民两面性的反映，由于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所以，“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这篇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文艺同社会经济变革的联系，从作家同革命运动的联系来研究和分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阐明了如何评价托尔斯泰观点中矛盾的方法和原则，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古典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列宁的一生始终处于严峻的斗争环境之中，肩负着领导俄国革命的重任，尽管如此，他仍密切关注着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物理学开始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X射线、电子、放射线的发现，揭示了原子、元素的复杂结构，证明了它们的可分性和互变性，从而推翻了原子的不变性、不可分性以及质量不变等观念。列宁敏锐地注意到这些自然科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所起的深远影响作用，特别是看到了一些受形而上学思想支配的物理学家由此作出了“原子非物质化”的错误结论，怀疑物理学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物理学规律的可靠性；而唯心主义则歪曲科学新发现的意义，宣扬“物质消灭了”；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与之呼应，借机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针对这些情况，列宁深入地思考了自然科学新发现，认为经不住科学发展考验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则在这些新发现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列宁将这一思想写入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哲学的物质范畴作了明确的规定和深刻的阐述。列宁写道：“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个言简意赅的定义，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物质观上的牢固基础。
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分析，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了更多方面体现，特别强调了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笔记中所列的辩证法十六要素中，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并详解道：“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即认为观察中收集到的材料不能是片面的、零散的、表面的，而应当是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同时，列宁还强调了实验和实践的方法，认为实验同单纯的观察不同，它是一种通过变革自然现象来暴露自然界的本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方法；而实践的方法由于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可以成为检验真理的基本方法。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使列宁的著作中对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述深入地达到了对自然界的本质把握。
通过广泛的阅读积累广博的知识，再紧密地结合到革命道理的阐述之中，是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共同特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也是如此，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会由衷地感到其中广涉天下、谈古论今，且又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知识底蕴。
毛泽东的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离卷。热爱读书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就形成的好习惯。在湖南湘潭农村长大的毛泽东读遍了他身边能找到的所有书，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不仅在课上读书，课外也读书，还特意到闹市里专心读书，以锻炼自己读书的注意力。
尽管如此，受条件所限，仍不能满足毛泽东渴求读书的愿望，直到1912年秋，他离开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便一心一意地到湖南图书馆开始了他的自学生活。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一样，都有着同图书馆结下“良缘”的经历。
湖南图书馆藏书丰富，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收获巨大、值得纪念的半年。后来，他向友人叙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时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但我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
毛泽东初到图书馆，看到了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中外书籍，便下定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多读书。他每天吃罢早饭，就匆忙来到湖南图书馆，有时他来得太早，馆里还关着大门，他就站在门外等着。每天一开门，毛泽东都是第一个进馆读书的人，他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争分夺秒地看，一刻也不肯休息。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他中午常常饿着肚子不吃饭，有时口袋里有钱，就到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从不间断。到了寒冷的严冬季节，看书坐久了，脚冻得发痛，他除了活动活动两脚外，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书本上。毛泽东回忆说：“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1918年10月，毛泽东来到北京，他在这里的工作还是在图书馆，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更好的读书条件使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研读着介绍各种新学说的报章、杂志和书籍，进一步拓展了毛泽东的知识视野。
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之后，毛泽东在率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岁月里，仍然坚持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直到今天，我们去革命圣地延安参观，还能从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书桌、书架、书籍等物品中，还能通过那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书生活的故事，感觉到他博览群书，勤奋笔耕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工作更加繁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泽东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上了，即使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也常常带一箱子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读书，是毛泽东的最爱，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晚年的毛泽东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
毛泽东的读书方式也有其特点：一是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中精要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泽东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
二是经常以读书的体会与人交流。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在星期三的晚上，约来十几个人，在自己的窑洞里开读书座谈会。大家围在一支蜡烛前，畅谈读书的体会，特别是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心得。每次都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并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作中心发言，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除了这种规范的形式外，毛泽东还随时将读书时的体会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流，不仅加深了对书中内容的理解，还督促了身边人员的读书学习。
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无所不读。早在湖南图书馆时，毛泽东就先后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黎勒的《名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此外，还读了一些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品和世界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并成为革命的领袖之后，毛泽东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并画出重点。
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的，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泽东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也读得很多，如《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以后又重新看过数遍，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有十种以上。毛泽东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周恩来曾在1949年5月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也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所接受”。这些话都在说明，毛泽东博览群书，并善于应用，形成了“最熟练”的广博性，从而使他的文章和著作一是富于文采，二是通俗易懂，三是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毛泽东的书中对各方面知识的运用，首先是出处广泛，种类多、数量大，既有历史典籍，也有历代的诗文、小说、寓言、传说、神话、戏剧等，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古今中外都有，而历史人物则既有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有科学家、发明家等。
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中，不仅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观点的大量引用，而且能看到许多名人名家的语录，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典籍和诸子著作中的观点，如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孟子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春秋无义战”，“心之官则思”；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韩愈的“行成于思，毁于随”；朱熹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等。对国外历史事件的引证中，则既有当时发生的事件，如“慕尼黑协定”、“保卫马德里之战”、“布朗基主义”、“布列斯特条约”、“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等，也有古代史中的历史事件，如“特洛伊战争中的木马计”，古希腊寓言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等等。
特别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在写作中对各方面知识的运用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做了进一步的加工和发挥，使运用的知识与写作的主题实现了浑然一体的有机结合。这其中，有的是将不同的事例根据论述的需要联系起来表述，如在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当时的救济时，毛泽东写道：“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商周时代姜太公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和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两个典故。有的则是在名言和典故的意愿上进一步发挥，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后，进一步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大会开幕词中列举了愚公移山的典故，并发挥了这个典故的思想内涵，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这种发挥优势甚至包括对历史典故的不同看法。比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列举了表明斗争意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的“灭此朝食”的典故，之后认为：“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进而得出“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结论。
毛泽东的写作中之所以能够灵活而有创造性地应用各方面知识，关键在于他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能够对具体问题进行唯物的、辩证的具体分析。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中，许多地方都体现着哲思的睿智，哲学思想的运用是毛泽东广博性写作风格的核心指导，不仅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更体现在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比如，在中国革命力量虽弱，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也弱的对比中，得出星星之火一定可以成燎原之势的结论；把对张思德烈士的评价，放在“革命队伍”这个整体中；把“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看作是“进行积极思想斗争”的武器之一，等等，都是对唯物辩证法相互联系学说的运用。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新陈代谢的观点；中国的主要矛盾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已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的分析等，则是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的运用。以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毛泽东提出：中产阶级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时需要革命，而在革命威胁到自身地位时又怀疑革命；反动势力在处于上升时期是“真老虎”，而处于没落时期则是“纸老虎”。这些观点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分析现实问题的典型范例。
正是因为站在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知识和新发现、新发明，也将其所蕴涵的社会意义，结合到相关的文章和著作的写作之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他能自觉地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了解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思想，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在毛泽东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中，同样运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涉及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所反映的许多自然界发展的事实。
毛泽东写作风格的广博性，使他写下的光辉篇章，和马克思、列宁一样，都不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也是人类文化总汇中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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