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鬼,乃至后来主张废除汉字等,虽然看起来颇有反中国的架势,但其目的仍是爱国的是新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含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吊诡:为了民族好,就得放弃或改造民族的东西。欲成神功,必先自宫。小编：鬼乃至后来主张废除汉字等虽然看起来颇有反中国的架势但其目的仍是爱国的是新式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含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吊诡为了民族好就得放弃或改造民族的东西。欲成神功
所以傅斯年想把史学建设成西方自然科学,日目的是企求使世界认识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你可以说此法吊诡,乃缘木而求鱼,但不能不注意方法和目的间的关系
而现在这个目的还在不在呢?在我们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评估我们的论文、以能获SSCI为荣、以刊发在外国期刊、获得外国人引用为傲时,我们的学术主体性何在?当我们不再能用中国观念、方法、术语来说明中国思想与历史现象时,我们还能夸称我们是正宗吗?
这是顺着五四发展而走到五四对立面的。论五四之影响,则还不能忘了五四本来就有反对者。新学术固然风靡一世,蔚为典范主流,但反省批判五四之风,也同时在滋长中。
以中国哲学来说,胡适所开启的新学风,实质学术成果是不能跟反五四的新儒家脉相比的。
史学,如钱穆之影响也不可小觑,他与新儒家都反对以科学客观之法治史说儒
文学,七十年代就有应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之议,近年更对学界患了“失语症”颇有批判,谓学者脱离了西方话语就讲不出话来
社会科学也同样在三十年代就有中国本位文化之论,七十年代则倡言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
这些思潮内涵不一,但多少都涉及了对新学术的批判反省。对五四出的考题,它们或许不想顺着去回答,而更要追问当初那些设想是不是有问题。五四以后新学术的发展,真正精彩处,其实在这儿呢!
全球视野
季羡林先生过世后,我见到白化文先生有副挽联曰:“声闻九译三千士,谱录无双五百年”,套用了孔门弟子三千的典故。季先生一九四七年创立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迄今弟子当不只三千,因而此联并不能说是谀颂太过。
但哲人其萎的同时,仔细想想,季先生“九译”之学,也就是梵文及中亚古文字之学,在今天究竟有没有如孔门弟子般普传于世、影响遍及中国呢?东方语文学界诸贤达固然各有艺业,造诣可观,然而整个社会对印梵文化恐怕仍是颇为陌生的。就是学术界里,梵文巴利文之人才亦甚罕见。中文系晢学系里,乃至各处佛学院中,若想开汉译佛经与梵文巴利文藏文对勘的课,仍甚困难。故与其颂往哲,不如悼今世。中印文化交流,至今近二千年矣,而所获不过如此,曷胜浩叹!
目前,我们社会上可能已有不少人知道印度经济崛起,是中国以外另一个新兴强权,但问起耆那教、锡克教、印度教之情况,稍有认识的,绝不超过百分之一。读过印度文学、领略印度艺术者,大抵也仅有模糊的印象,莫名所以。若向一般人介绍印度还有个宝莱坞,电影生产常居世界第一位,我试过好几次,人家都以为我在开玩笑。介绍印度人的种姓观、世界观、修行方法、声音崇拜和民俗(例如现在还有天不下雨,女人就脱光了去祈雨的仪式),人家亦以为是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讲的倒不是印度而是阿拉伯世界。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也跟印度差不多久了,但对它的认识,其实和印度一样匮乏,甚或更为匮乏。近年新疆发生的事情,原因可能十分复杂,但文化隔阂必为其中因素之一。波斯史、阿拉伯文化、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对大部分国人来说,谈起来都近乎讲神话或童话,仍与《一千零一夜》差不多,有时还有点“闻之足以戒”的妖魔化心理及意识内涵中。例如我们如果说某人论某事不客观、不理性、不系统,那若不是说它没价值,起码也是不学术。
西方自然科学之发展,其实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观点。波普尔( Popper)以后,或谓科学并非经验之归纳与检证,而是科学家的推测与建构;或主张科学无政府主义;或言测不准定律;或说模糊理论;或强调神学与美感在科学中之作用,不一而足。可是人文学术目前的主流学风却仍是实证,也就是仍守五四时期科学观之矩镬,这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巨大影响了。
由此延伸出来的另一新学风特点,是文史研究既应如自然科学一般,则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无国界之畛域,文史亦当如之。胡适在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之所以大力抨击“向来的学者误以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而强调应把中国现象放在世界上去进行比较研究,即是此理。例如以西洋文法来解释中国语文,以欧洲日本之封建来比较中国封建制度;以西洋议会制度来看中国御史;以印度因明与欧洲逻辑来理解墨经;以近世社会主义政策来说明王莽王安石之变法;以西方小说戏曲民俗神话来解说中国文学……皆是把中国事物放入世界性的格局中去观察。或借西事以释中书,或以西方晢学文学理论诠解中事。五四学风之迥异于明清,特点正在于此 这一点,后来也是大获发扬的。中国社会史曾完全纳入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论中去说,哲学史也完全采用欧洲上古中古近世之框架,不然就用形上学、伦理学、唯心论、唯物论、经验论、理性论等分法,解析中国哲学的方法和术语也沿用自西方哲学文学研究,则热衷于运用西方理论来解析中国材料,或质疑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西方已有的文类(如史诗、神话)。
由这些方面看,五四人物所提倡的新学术,其实已然开花结果。今天在学术界,如果你仍做着像朱熹那样的古籍集注、那样论理气性命的文章,仍如戴震那样的考证或写《孟子字义疏证》,保证你不能升职、不能评奖、文章也没地方刊登。如果你的研究既主观又不系统,那也就不用在学界混了
故五四的课题,今已完满达成,可获满分。何况,现今之所为,恐怕更已超过五四对新学术的期待,要破一百二十分了。怎么说?当时只是要在方法和范围上照着自然科学与西方汉学做,现在则在语言及论文格式等各方面无不仿效之;文章也最好要拿到外国刊物上用外文发表,如此才有价值,评估时才可以多计若干点数。本来文史研究均重视著作,大学者都必须著书立说,现在也仿效自然学科,以期刊论文为主了。
可是,正因如此,目前新学术的表现也不妨说是反五四的。
五四是爱国运动,它一切手段,如反传统、批判国民性、宣称整理国故就是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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