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工程伦理教育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新工科建设的水平。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历史，可归纳为前工程伦理教育时期、基于实用主义的工程伦理教育和
工程伦理本质上是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它是高等工程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重视和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是新工科建设和发展的必然所指。近年来，从“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到“北京指南”，全面谋划了新工科建设的新结构、新质量、新理念、新体系、新模式，为新时代工程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基于“大工程”背景下的工程伦理教育发展将伦理与工程教育进行融合，既是当前工科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新时代赋予工程教育的神圣使命。当我们谈工程伦理教育的迫切需要，并非指工程问题解决方法的缺乏，而是指向工程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避免有悖伦理的工程现象的发生。
一、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历史探索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与伦理无关”的工程[1]。同样，工程伦理教育历来也应该是工程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同于知识教育，除了研究、解决工程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工程伦理教育关注人文素质和德性养成，强调伦理意识和实践行为的“知行合一”，指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18世纪末以前：前工程伦理教育时期
研究认为，工程伦理因工程师职业的正式确立而发展起来，但从工程实践活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的各种工程行为自古就包含着其对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多重价值追求[2]。近代的工程实践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它是一个基于经验和技能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工程伦理教育虽然还未形成科学化、系统化的规律性认识，我们可称此期间为前工程伦理教育时期。在古希腊，尽管工商业发达，但人们推崇思辨和理性，手工技艺的地位相对低下，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担心技术带来的富足和变化会带来奢侈和懒散，因而要根据道德来判断技艺，生产和技艺要服从于道德规范。中世纪工匠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但基督教自然观肯定手工技术也是上帝造物的结果。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技术是满足人类需要而使用的手段，要服从道德的指导[3]。16世纪后，近代科学从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工程师的地位随着军事活动的兴盛而逐渐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工程活动也主要以军事工程为主，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就是忠诚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工程活动一直主张“顺天求和”。先秦时期注重工程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儒家就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人的活动要帮助天地去化育万物，保护自然是一种德性。对于工匠的技术，追求精益求精，强调工程产品的质量，表彰品行高尚的诚工、良工。汉唐时期，对于手工业行业制定有统一质量标准，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综上可以得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伦理为工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准则，而社会伦理又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古代工程的材料和工艺水平都是原始加工和手工工艺，工程活动遵循着工匠的实践经验发展，口耳相传的师徒制是当时工程伦理教育的主要方式。由于这一时期工匠等人掌握的知识非常有限，其对社会的认识水平源于实践经验，因此伦理意识表现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工程实践的进行要信奉天道。西方信奉上帝，古代中国信奉天道，两种观念本质都是顺应自然，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4]，这种思想使得工程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顺应自然，既把事情做好，又不破坏已有存在，其工程结果交由天道、上帝解释。
（二）19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基于实用主义的工程伦理教育
19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的工程活动开始转向民用工程，主要以实用主义为目的，因此技术知识的发现和传播就成为推动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工程伦理的工具主义理念开始得到强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工程活动提供了性能优越的合成材料和大型机械器具，大大提升了工程活动的规模和效率，同时工程实践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西方近代工程技术的兴起，普遍被认为是为人类造福的手段，不存在违背伦理道德的问题。技术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征服大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英国经验论者认为人类的最大利益就是利用各种技术，技术进步会使人性更加完美。19世纪开始，代表工程学科的社团相继成立，肩负着促进职业伦理的责任。1818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创立，1852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成立。类似的职业协会章程都包含职业伦理最初强调对企业和雇主的忠诚，这些条款在被接纳之处就被广为诟病，后来逐渐增加对公众和社会负责的内容。这一时期工程伦理教育的重点，由信奉自然命运、忠诚上帝雇主，转为征服自然、利用知识使工程发挥最大效用。教育内容受到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两个指导原则的影响：一是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二是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5]。一方面，工程师要学好科学技术基本知识，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提供方案支持，这种实用主义的工程观把工程实践和工程结果一分为二，认为工程师的职责就是纯粹解决技术难题，工程伦理教育注重技术知识的普及，不涉及对环境、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效用最大化”理论占据着重要位置，功利主义思想促使投资者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开展工程活动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作为工程方案的提供者和实践者的工程师也理应将工程的效用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6]。
西方近代初期的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强调科学技术与工程为人类造福。尽管注意到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宗旨，但比较忽视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征服自然”的口号最初具有伦理意义，但后来却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副作用。中国传统的工程技术伦理注重“以道驭术”，协调技术活动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和身心健康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这使得中国传统技术在手工业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但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而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使得西方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某些负面影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演”。
（三）20世纪70年代至今：基于建制化的工程伦理教育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某些高新技术的应用使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所凸显，有关新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一些应用伦理问题研究中心纷纷建立。1979年汉斯·尤纳斯发表《责任伦理——工业文明之伦理的一种尝试》，雅克·埃昌尔和路易斯·芒福德等技术哲学家也对现代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伦理反思。工程伦理教育进入建制化阶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工程师职业注册以法律制度形式实施。美国各州注册委员会执行工程伦理和职业标准，对违法的工程师吊销职业工程师执照。二是制定工程技术专业认证鉴定政策。学生在获得注册工程师执照之前，必须进行ABET认证学校的课程学习并获得学位，其课程知识就包含了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内容。三是完善工程社团伦理章程。如前所述，工程社团的章程一开始受人非议在于过分强调对雇主的忠诚而极少考虑对社会的责任，现代社会观念的转变要求工程师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开展工程实践，都应考虑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四是工程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工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开始为高校教学提供课程素材。1997年，美国排名前十的工程院校中有9所在本科教育中引入了工程伦理内容，为其提供具备职业伦理素养的合格工程人才[7]。我国现代的技术伦理与工程技术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伴随我国学者在网络伦理、纳米伦理、工程伦理等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关于技术伦理和工程伦理的研究进入学科建制化阶段。
建制化的工程伦理教育不再将工程看作是单一的行为，而是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复杂系统。这种复杂性对工程师的伦理要求体现在：第一，不仅要对工程投资方负责，而且要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不仅要对工程的眼前利益负责，而且要对长远利益负责；第二，具备运用工程科学、法律、社会、经济、伦理、环境等多方面知识的综合能力，对一项工程实践活动进行全盘分析和把握；第三，具备有限理性选择能力，使工程利益相关者满意，满意的标准不是工程效用最大化或最优化，而是面对社会环境做出权衡选择。
二、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困境
“伦理本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然而通过人对待环境和生态、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也折射了与他人的关系。随着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生态伦理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8]。”工程与伦理的融合、工程伦理教育也随之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国工程教育的转型历经“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再到“工程范式”，其转型发展遵循国家现代化发展趋势。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工程伦理教育理论研究亦会受到成熟的国际化经验的影响。我国最初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从国外借鉴、中外比较、必要性等方面着手研究，吸收了国际上的一些经验，但还没有构建起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实践架构，工程伦理教育的本土化诉求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一）工程伦理教育理论研究薄弱
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以“工程伦理教育”为主题搜索1996年以来的期刊论文，发现相关文献仅有527篇，其中2017年以来的研究占总文献比36%，其中论文作者大多处于哲学(含伦理学)领域。具有工科教育背景、且能够基于工程实践、融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开展的深度研究、联合研究还不够深入，与工程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现实需要还不够匹配。就当前成果，多数研究较为注重工程开展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对工程实践本身问题的探讨不够，对工程伦理教育独有的研究领域如工程实践的伦理主体、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途径、转化效果研究还不够，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对工程伦理的实践主体局限于工程师个人研究无法回应现实工程活动中的多元利益主体需求，这就需要拓展研究视角，从更宽广的层面研究工程实践中多元主体的责任，通过多维度的思考提高对策的有效性。综上所述，最新研究主要涉及的课堂教学方式、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途径等方面的探索，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工程伦理教育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实践问题不能完全接轨。
（二）工程伦理教育理念模糊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的诞生，以1998年肖平在西南交通大学开设工程伦理课程并出版《工程伦理学》教材作为重要标志[9]。时至今日，学科建制化的工程伦理教育在中国仅走过20余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已逐渐认识到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但对其教育理念尚不够明确。首先，从学科定位来说，工程伦理学是一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交叉的学科。目前，个别高校尝试教学改革，为工程伦理教育内容的更新提供借鉴。如华东理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环境与安全工程专业概论课、环境法律法规解读课、环境管理和环境评价课通过案例分析，结合国家发展理念和目前的环保形势的阐释，让学生明白将来从事的工作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达到工程伦理教育贯穿专业学习始终[10]。围绕伦理意识的培养，此类改革还需持续铺开，我们就人文素养贯穿、融入工程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而注重知识传授、忽视道德渗透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融合的彻底性和实效性。其次，从工程伦理教育课程的目标来说，工程伦理教育指向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平的优秀工程师，这种人需要具备有效思考、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具有辨别一般性价值、做出适当判断的能力[11]。但事实上，就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开展，围绕如何面对复杂的工程伦理问题，缺乏清晰的教学目标、环节设计，而单纯靠学校里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并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三，从课程设置上说，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工程伦理教育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工程科技人才、消除科学技术和工程应用中的不良现象、遏制工程事故频发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工程伦理教育课程开设的课时量较少，围绕如何让新时代工程伦理核心理念切实走进课堂、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工程价值观，尚处模糊、探索阶段。
（三）工程伦理教育实践应用性不强
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目前已有一定规模，但仍不够完善。就实践层面而言：第一，教育构建环节亟须夯实。在课程构建上，很多理工科大学开设了学术道德、科研伦理、工程伦理方面的课程，多以选修课为主，缺少普遍使用的教材、音像资料和参考读物；在师资构建上，具有工程实践背景的教师人数比较缺乏，对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中过分看重科研经历和学历水平，工程实践能力在评价导向中的比重不够突出；在制度构建上，工程伦理的课程设置、实施途径、专业考核等方面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在操作层面就会陷入力度不同、步调不一的混乱局面，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工程伦理教育的长效机制。在环境构建上，工程伦理教育的课程仅在全国少数高等院校开设，对于拥有众多理工院校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来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第二，教育实施环节的过程亟须转变。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各类人才培养计划中，都有关于科技人才伦理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要求，但规定得不够具体，还需要在制度上予以完善；在教学方式上传统课堂的“满堂灌”不能考虑学生的接受度，教师对课堂的控制过多就忽视学生的情绪与感受。第三，教育评价环节的结果亟须检验。以西方国家的评价标准来评判工程伦理教育课程的实施效果反映不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课程实践，本土化的评价体系尚未展开。在科技人员职业社团章程中有关于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的条目，在人才选拔的标准中日益重视伦理方面的要求，但不够细致，在实践效果上有待加强。
三、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行动方略
工程伦理素养是一个养成的过程，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探索、不断提高。而工程伦理教育，是培养科技工作者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途径，其行动方略可以从构建工程伦理教育新模式、探索工程伦理教育理论创新和拓展工程伦理教育实践空间三个方面展开。
（一）构建工程伦理教育新模式
工程伦理教育模式强调教育目标和培养措施两个方面，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模式要使工程师明确社会角色身份，培养工程伦理意识，遵循伦理规范，最终提高其工程伦理决策能力[12]。从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看，在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科技伦理史文献，以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传记中，有很多关于科技人员伦理意识和道德行为的记载。这是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教育的正面资料来源。在科技伦理史、科技教育史、学说争论史、工程技术重大项目的历史考察等文献中，也有对一些违背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现象的案例分析，能够给这方面带来启示和借鉴。从人才培养环节来看，伦理教育问题需要融进专业培养方案，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案例，增加学生对实际问题的体验。案例是人们对生产和生活中经历的典型事件的完整陈述，案例分析需要选择合适的案例，然后根据一定的理论知识提出问题，展开分析，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出评价和决策。案例分析不仅能考查学生了解知识的程度，还能考察其综合分析、权衡评价方面的能力。
高校的工程伦理教育，着眼于培养未来科技工作者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除了在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课程中接受教育外，还需要注意以下环节：第一，教师本身要树立榜样，学生要自觉地向身边那些具备深刻伦理意识和高尚学术道德的老师们学习。第二，将专业知识学习与接受伦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专业知识中领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作用。另外这方面的教育还应该渗透到学生社团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之中。第三，从课程中学习科学技术和工程伦理的基本知识，是提高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素养的基本途径。为了准确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有必要延伸学习一些伦理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以更深刻地认识“善”“公正”“责任”等范畴。第四，了解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问题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表现、实践的路径和方法，以对科学技术和工程伦理的发展前景有清醒的认识。
（二）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理论创新
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已经从借鉴西方工程伦理教育经验进入到创新发展阶段，工程伦理教育水平的整体跃升需要加强工程伦理方面的理论探索，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体系，支撑工程伦理实践发展。传统工程伦理规范的解释框架受制于功利主义、契约论、康德义务论和美德伦理的制约，对现代工程实践中人、工程、社会共生的发展观难以给予现实的方法论指导，在工程精神、工程规范、工程制度建设和工程的社会治理显现出模糊性和脆弱性的特点。[13]因此，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理论创新不仅是新工科建设发展需要，也是培养新型高素质工程人才的本质要求。第一，在学科建设上，促进学科交叉，夯实学科基础。工程伦理教育自身的学科基础发展时间并不长，促进学科成长就要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扩大学科领域的包容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学科基础涵盖工程学、教育学、伦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我们要在学习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进步，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盘吸收是不可取的，工程伦理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其他学科理论和实践并不能切实地解释工程伦理的教育管理过程，并难以借此将工程伦理教育推向深入。第二，在环境营造上，坚持民主、开放的学术氛围。一方面，鼓励学术观点多元化，加强中西方的学术交流，重视工程精神的塑造，挖掘工程意识内核，把工程伦理意识内容写进教学教材，将工程伦理规范以教材形式确定下来。另一方面，良好的学术氛围需要组织制度进行保障，工程伦理学术文化需要不断建设，适应科学发展的新情况。第三，在研究队伍上，加强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培养和造就一批工程伦理教育研究学者，鼓励他们为工程人才培养，特别是对工程伦理素养的提升发挥思想库作用，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伦理文化，提供师资发展环境，切实加强学术队伍建设。立足于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企业界和学术界为教师共同搭建工程实践平台，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路径升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伦理理论与方法体系。
（三）拓展工程伦理教育实践空间
工程伦理素质作为现代工科大学生素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仅仅依赖于一门课程的学习、一段时间的培养，需要多形式、多渠道的长期教育。首先，在职业培训过程中，要将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渗透到职业培训中去，使从业人员意识到自己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关系到自身职业前途和企业的社会形象。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学术上有不端行为，或参与某些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造成重大工程技术事故，不仅危害社会，而且使自己的职业生涯有难以抹去的污点。其次，媒体中的工程伦理教育包括报纸、电视、网络，媒体中有关产品质量、工程事故、医疗纠纷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报道和评论，要避免局限于现象和情节描述、就事论事的倾向，应深入挖掘其中的伦理问题，揭示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对于媒体中的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宣传，应该及时从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角度深入剖析，避免其误导公众，产生消极影响。再次，科学普及公众工程伦理意识，要从伦理角度分析问题和参与决策的能力，懂得如何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与科技专家、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进行有效的对话。如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某些利用专业知识的鸿沟，打着“科学普及”的旗号，使公众在“似懂非懂”状态下受到欺骗的现象，如以“科学幻想”的名义宣扬迷信和神怪现象，宣传没有科学根据的“养生知识”和“灵丹妙药”。对于这些现象，也需要从伦理角度加以揭露和剖析。最后，需要各利益群体发挥协同效应。目前在国内外一些政府机构、科研单位成立了各种类型的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包括参与学风问题审查、工程技术决策，在这里科学技术和工程伦理通过制度化发挥作用。所以发挥各类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可以使当事人和相关人群受到教育和启发，增强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各类伦理委员会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对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开展独立、客观的调查，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参与伦理委员会工作的相关人员本身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经受利益博弈的考验，维护伦理原则，坚守道德底线。
具有伦理意识，并不等于就会把伦理原则应用到实践中，道德行为的养成需要道德主体逐渐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情感，并且由道德情感指引道德实践。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知行合一”。同样，工程伦理意识和决策能力的养成，需要通过理论分析、典型引导、案例教学、媒体传播、社会评价等方法，逐步借鉴当代科技工作者伦理意识和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我国文化特色的养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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