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河间献王刘德对汉代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收集整理古籍、献书朝廷、举六艺、立专经博士、修礼乐、献雅乐等。古人多赞他贤王、圣王，认为他经术通明，积善行德

献王刘德（前175-前130)1，字君道，西汉景帝之子，武帝之兄。于前155年被封为河间王，都乐成（今河北沧州献县）。记载献王刘德的文献较少，主要从《汉书·景十三王传》的记载中对他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1](P1839-1840)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献王刘德在短暂的一生中以其高洁的人品、淳厚的德行为汉代儒学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功绩主要表现为：收集整理古籍、献书朝廷、举六艺、立专经博士、修礼乐、献雅乐等。他对汉代经学发展的贡献非常大，形成了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河间学术中心。对刘德的做法及其学术贡献，古今学人均予以高度评价。

一、古人评说献王之功绩

献王刘德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得到了众多历史人物的美誉。汉成帝时的博士平当称赞刘德：“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今称之。”[1](P912）这里的“所存”即指礼乐。汉代名臣杜业（汉成帝、汉哀帝时任太常，为酷吏杜周之后）曾透露：“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1](P1667）这段话出自汉代名臣杜业之口，可信度较高，由此我们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刘德之经术及其个人影响力，而且也了解了其短暂一生的遗憾以及政治的残酷性。班固在《汉书》中对刘德给予了较多关注，曾四次提到刘德，认为刘德：“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1](P1856）班固还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以制氏不相远也。”[1](P1358）班固认为，刘德作乐记，对礼乐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朝诗人张继写《河间献王墓》赞颂了献王功绩：“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策几篇。雅乐未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2]宋代诗人陈普有诗《咏史上·河间献王》颂扬献王：“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3]他的感慨说明了献王的贡献在当时少人可比。王安石有诗《河间》曾感慨：“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5]王安石眼中的“贤王”即指刘德，他路过河间，被贤王刘德的事迹深深打动，感慨万千。这首诗反映了献王刘德的事迹在北宋时期仍广为传颂。司马光、朱熹尤为盛赞刘德。司马光在《河间献王赞》中曾慨叹：“微献王，则六艺其遂曀乎！故其功烈于今赖之。”[6]在司马光看来，没有刘德的“修学好古”以及他对古籍经典的收藏整理，六艺传承的历史或许要改写。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十五中曾说：“胡氏说道：‘使河间献王为君，董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则汉之礼乐必行’，这三个差除，岂不甚盛！”[7]该文中的胡氏指胡寅。历史虽不能改写，但此言却有道理。董仲舒家乡之广川国与刘德之河间国不足百里之遥，两人因学问精湛互相吸引，相互切磋成为常事。据《春秋繁露》记载，刘德曾向董仲舒咨询“孝之天经地义”的问题（后有详述）。清朝知县万廷兰纂修的《献县志》中记载康熙有诗《日华访》赞叹献王：“令使诸侯传曾读，最心许者是斯人”[8]。一个“最”字表达了康熙皇帝对刘德的极高评价，并反映出康熙眼中的最好君臣标准。乾隆有诗《河间道中》：“问风略先农桑候，览古欣过礼乐邦。毛氏诠诗真独诣，献王得士本无双。韶开村店春光蔼，雪化溪桥野水淙。忆我书斋订经义，几多景仰在明窗。”[9]乾隆对刘德的学术贡献予以高度赞誉。乾隆皇帝曾写过多首关于河间的诗，多次提到献王的功绩并予以赞颂，此不赘述。

古人之评说，对今人进一步了解评价献王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今人评说献王之功绩

当今学者们对献王刘德的贡献也有着自己的评价，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对当今学人的观点进行分类，择录几例并归纳如下。 （一）献王集聚先秦典籍，广开献书之路及其对古文经学的功绩

献王刘德对儒学传承与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便是搜集整理了先秦的经典文献。西汉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秦朝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学典籍所剩无几，对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献王刘德本着对儒学的热爱和对文化保护传承的重大责任，想尽办法，从民间搜集先秦典籍。为了能够“从民得善书”之原版典籍，对所得经典让人重新誊录，把新誊录的版本送给献书者保存，并赏赐献书者大量金帛等物予以补偿。故此四方持道术之人不远千里主动献书于献王，使得献王的藏书之多可与朝廷藏书有一比。

学者们经过对史料的考述，认为刘德经过多方努力，所得先秦古书经典有11种2:

《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1](P1354）。上文引《河间献王刘德》中亦说献王得《尚书》，但汉代秘府所藏《尚书》出于孔氏所献，并非献王所献；卢仁龙先生在其文中引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中语：“献王所得古文旧书有《尚书》、《礼》，此二书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时更有别本出。而献王与鲁恭王本系昆弟，献王之薨仅前于恭王二年，则恭王得书之时，献王尚存，不难求其副本。故河间之《尚书》及《礼》，颇疑即孔壁之传写本。”[10](P29）卢仁龙认为，鲁恭王得古文《尚书》在荀悦《汉纪·成帝纪》中有记载。河间献王求古文而录副之事，本传有载。他认为王国维所指为古文《尚书》，是符合当时情况的[10](P29）。

《老子》：汉代文景之时，尚黄老之术，不好儒学。当时河间献王可能出于风气影响或对古籍文献的挚爱收藏此书。

《孟子》：《孟子》为儒家重要经典，献王收藏的《孟子》为先秦古文经典。

《礼》：即《仪礼》，《礼经》。为儒家五经之一。郑玄在《六艺论》中认为：“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11]即献王所得《礼》为古文经。

《周官》：即《周礼》，献王得到《周官》5篇，缺失《冬官》一篇，献王以《考工记》进行补充，即今所存的《周官》6篇[1](P1839-1840）。郑玄在《六艺论》中说：“周官壁中所得”。《后汉书·儒林传》中误将郑玄“壁”之意为“孔壁”，孙诒让已经在《周礼正义》中进行了辨正(3)。

《礼记》：献王得131篇，戴德删减为85篇，即《大戴礼记》；戴盛又删减并收入《乐记》为49篇，即《小戴礼记》。

《诗》：即《诗经》，献王得毛苌所著《诗故训传》30卷。称“毛诗”，并设《毛诗》博士。

《左传》：即《左氏春秋》，刘德得之并立《左氏春秋》博士。

《论语》：当时所得《论语》为9篇。

《孝经》：献王得之共18章。

还有一本是《乐元语》。

以上古书中，只有《老子》是道家的经典，其他为儒家经典。在儒学大厦被焚之一炬的废墟上，刘德捡拾几粒星星之火，为后世儒学的熊熊于世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献王的努力，使得河间在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得以成为古文经学的中心。古文经学是以《周官》《毛诗》《左传》等为主要内容的，前两者出自河间并献于朝廷，得以流传后世。《左传》虽然不是河间所献朝廷，但由于河间献王所设《左氏春秋》博士及《毛诗》博士，才使得这两部重要经典得以传芳后世。献王在传承文化上的贡献，成为其后世宗室的骄傲和自豪，为了纪念刘德，称其为献书王，即献王，其所在治所以“献县”之名纪念之。

卢仁龙先生在其文中引明人茅坤语：“河间献王之好书，有功于六艺者。予尝谓六艺至秦一阨，及河间献王又一解也。”按照卢仁龙的观点，茅坤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辞，河间献王求古经书之贡献，不仅仅表现在对儒学传承的贡献，更重要的表现在对推动古代学术文化繁荣的贡献[10](P31）。献王不仅收藏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儒家遗典，而且对献书者不惜重金予以补偿，同时把誊录本送给献书者。在当年学术荒芜的背景下，献王以王侯之尊对学术执着追求，实为罕见。献王搜集到的经典多为古文旧书本，以及旧传、秘本、孔壁古文、淹中出品及民间珍藏，同时也有今文本的重要儒家经典《孝经》。卢仁龙进一步认为，献王刘德的大规模求书、聚书，为挖掘保存先秦重要文化典籍，尤其是对传承儒家经典，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对汉代学术的繁荣，进行了可靠的铺垫[10](P31）。郑杰文则评价说：“河间儒学中心对儒学在汉代的复盛起过重要作用，对古文经学典籍的流传起过关键作用。”[12](P43）“河间儒学中心对儒家经典的保存和传播、对汉代古今文经学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引导作用。”[12](P44) （二）献王著书立说及其评价

献王除了收藏古籍经典之外，其本人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研究和见解，曾著书立说。献王所著主要有：《河间周制》18篇、《对上下三雍宫》3篇、《乐元语》、《周官传》。其思想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哲学等内容。《汉书·艺文志》儒家类中有关献王的《对上下三雍宫》的3篇内容已佚失，刘向在《说苑·君道》中的记载可能就是刘德回答武帝策问的佚文。“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13](P5）该段文字展现出献王刘德的“先恕而后教，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的思想，即献王著述尧舜，倡导弘扬儒家仁义治天下之道，是一代贤王。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者，利归于民也。”[13](P7）由此可以看出献王刘德的重民衣食、利归于民的爱民重民思想。献王又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14]说明献王刘德非常推崇管子和孔子的思想，坚持富乃治国之本、富而后教、礼乐教化、化民成俗的国家治理思想。



钟肇鹏先生对献王刘德的思想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刘德的政治思想完全是继承孔孟的思想，而且受孟子影响尤深[15]。蔡仲德先生认为，像刘德一样安分守己、洁身自好，以治国为念，以著述为乐者，在汉代诸侯王中绝无仅有。刘德在搜求古书、网罗儒生、著书立说三方面的努力，使得河间成为学术中心和礼乐之邦，成为西汉中期文化中心之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16](P8）。正如上文提到的班固的评说，“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三）立《毛氏诗》《左氏春秋》专经博士及其意义

为了更好地研究传承，献王刘德在其河间王国特设《毛氏诗》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这是献王对传承经典做出的又一大举措。

《毛诗》即《诗经》，《毛氏诗》得以以地域文化成果及学术特色的出现是在当时的河间国，这必定是献王刘德重视《毛氏诗》的结果。毛苌，因善毛诗，被河间献王封为博士，传授《毛诗》于河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1](P2680）。毛公即毛苌，饶阳人（今河北衡水饶阳县），距离河间国不足百里之遥。关于《毛诗》的传承关系如下所载：“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以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17]献王对毛诗的重视奠定了后世治《诗》之基础，汉平帝将古文《毛诗》立于朝廷，许多经学大师也善治毛诗，如马融作《毛诗传》、郑玄著《毛诗笺》，毛诗日渐兴盛，最终盛行天下，至今不衰。

献王还立《左氏春秋》博士，以治之。《左氏春秋》为《左传》在汉代的一种称谓。据记载：“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1](P2684）卢仁龙对在文中引用刘师培在《左传学行于西汉考》中的评述进行了说明。“河间献王好古学，亦立《左氏春秋》博士，博士即贯公，则河间所兴之左右亦属谊之传。”[10](P28)

献王设《毛诗》和《左氏春秋》博士，意义重大。卢仁龙评价说：献王“独旌儒学，立太学，设博士。虽然在汉初没有争得设专经博士的首功，但是，这对于旌扬、复兴儒学，是有十分特殊意义的。他特立古文《毛诗》《左传》博士，不仅使儒家经典在当时黄老之学盛行的状况下，有了复活与传播的机会，而且也启发了后继者的思维。最终，他所表彰的这两部古文经书，成了西汉经学史，特别是东汉经学家们讨论的主要经典。……所以说，河间献王重儒不仅是突出的，更是卓异的。他的此举，给寂寞的汉代儒学界无疑注入了复苏、振兴的生机。”[10](P28) （四）关于整理《乐记》及其意义

关于《乐记》的作者争论不一，蔡仲德在《河间献王刘德评传》中开门第一句即为“《乐记》作者河间献王刘德”。文中引用刘德所言“治道非礼乐不成”，刘德认为应以礼乐为主，刑罚配合，只有如此才能“同民心而出治道”。蔡仲德又引《汉书·艺文志》文献，认为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为《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远”，提出一套完整的音乐思想体系，为统一天下而服务。他认为刘德做《乐记》正是出于如何避免重蹈秦朝覆辙的目的，主张“兴修雅乐以助化”，通过推行礼乐节制人们的欲望，达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16](P10）。

汉宣帝时《乐记》编入《礼记》，后补入《史记·乐记》。东汉初年，《乐记》的主要观点被采入《白虎通义》。自此，《乐记》成为公认的经典，并被人们广泛引用，由此，《乐记》成为官方正统的音乐思想，史称《乐经》。蔡仲德认为，《乐记》的地位在历史上非常高，因为后世的音乐思想无论怎么发展都没有超出它的范畴。事实上正如刘德所期望的，《乐记》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统治的作用。它与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献王刘德的初衷部分得以实现。

卢仁龙认为，河间献王的第一贡献即为重修礼乐。在礼乐不彰的时代，献王以振兴、弘扬礼乐为己任。“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1](P887）卢仁龙认为献王欲遵循叔孙通的遗规做汉礼之典，遗憾的是未能传下来。但这不能埋没献王的功绩，于儒家礼乐之重修，仍居其功[10](P32）。所以，在卢仁龙看来，献王的另一大贡献对是对乐的挽救和整理。因为秦朝对儒学的禁锢给乐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损失，即使到了汉代，乐虽有所用，但仍不知其义，非常衰败。献王尽了最大努力拯救乐。卢仁龙先生总结献王对音乐的贡献：首先是集雅乐，即正统音乐；其次献八佾之舞，表彰儒家乐教；三是述《乐记》。所以，他认为献王刘德对乐的贡献在于“修礼乐，述《乐记》，献雅乐”[10](P28-29）。

郑杰文认为，河间献王充分认识到了礼乐教化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他引用《汉书·礼乐志》所载“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在礼乐衰微的背景下，献王将雅乐献于朝廷，不仅保存了先秦礼乐，而且经过努力使武帝认识到礼乐的重要性并加以推广，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王朝政治策略，为儒家思想的盛行奠定了基础。也使周公旦开创的“去武尚文”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延续下来，使孔子所开创的、孟子和荀子等人继承发扬的儒家礼乐教化学说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 （五）关于对汉代今古文经学发展方向的引领及其评价

以献王为首的河间儒学中心对经学的又一大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古文经学的阐释模式。献王所得古籍多出于民间或孔壁之中，均为古文旧貌，称为古文经。这些经典有的残缺不全，得到了献王的补撰和校正。献王所设博士学官，也是专治古文经典。因此，在献王对古文经典的整理、研究和阐述中，均以训诂为原则，力求恢复经典之原貌。在阐述模式上，推寻“本义”，保持原风貌，不做任何主观臆断。按照字义解释经典，朴实，简明，较少迷信色彩，学术价值较高。与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风相反。郑杰文认为：“献王对古文经学的推重，为其后古文、今文经学之争埋下了导火索。具体讲来，即河间献王所立之《毛诗》、《左传》，成为后来古今文经学相争的焦点。”[12](P47）这种保持本义的阐释模式被后人赞誉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河间儒学中心对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同样产生了影响。董仲舒回答献王问孝之事，记载于《春秋繁露·五行对》中：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天经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7](P394-396)

郑杰文认为，此次对孝之答，董仲舒阐发了他的五行思想，开启了融合学术思想解说儒家经典的今文经学发展方向，即以阴阳五行哲学重新阐释儒家经典要义的发展方向。郑杰文认为，“河间儒学中心对儒家典籍的整理及对三代礼乐文化的探求，开启了汉武帝独尊儒术、教化治民的政治文化学术发展方向。……河间献王早于汉武帝十数年就敏锐地认识到儒家所承载的三代礼乐文化具有教化人心、从而将社会治理的支撑点建立在改造民心民风的巨大政治作用，实属目光如炬，见识超前。”[12](P46）“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推行礼乐教化的政治思想，是受河间献王的推引、在河间儒学中心的影响下形成的。”[12](P48）郑杰文进一步强调，“真正发掘出孔子所倡导的儒家礼乐社会治理的深厚内涵，从而对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推行礼乐教化的主导政治思想起直接作用的是河间献王。”[12](P48)

对献王的评价，往往是针对他的所有成就而言的。学者们都给予较高的评价。这里择录卢仁龙先生的总评如下：“河间献王在其二十多年的学术活动中，成绩是巨大的，他所求得的大量儒家古文经传，不仅得到了保存和传播，更为人们重新认识儒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是他将浩劫之后的儒家旗帜，从久布尘埃的角落里清理出来，抖落了沾染的灰尘，补缀好破碎的洞，又一次重新竖在了思想的祭坛上。同时，他和儒士们在挖掘、清理、复兴儒家文化中所塑造出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更是他们贡献给文化宝库的一项宝贵财富。这一学术宗旨、原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从而也就奠定了河间献王在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班固推崇他为‘汉儒宗’是当之无愧的。”[10](P33)

对献王刘德的古今评价，或客观，或主观，是否恰当，我们搬前人之石奠后续研究之基，以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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