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的前高级成员马吉德·纳瓦兹（Maajid Nawaz）叛变，这又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信号。正如曾经欧洲拥有一群强大的前共产主义者一样，我们很快就可能拥有一群强大的前伊斯兰主义者。没有人比那些治愈自己疾病的人更了解如何抗击疾病了。小编：最近英国伊斯兰解放党（）的前高级成员马吉德·纳瓦兹（）叛变，这又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信号。正如曾经欧洲拥有一群强大的前共产主义者一样，我们很快就可能拥有一群强大的前
伊拉克是这场更大斗争中的小插曲。布什总统可能依然称，伊拉克是反恐战争的前线（“如果我们不在那里阻止他们，他们就会来这里找我们”），但连他的一些高级指挥官也不相信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伊拉克有一个基地组织，但在入侵伊拉克前没有。伊拉克战争使各地不满的穆斯林人更加不满——伦敦的爆炸者是这么说的——不过请注意，德国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也未能幸免于难。我们也不应该不关注这个更加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即暴力的圣战分子将会把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当作本·拉登的胜利加以庆祝。
但是更大的事实是，英国士兵从巴士拉回到布拉德福德就是从一条前线回到另一条前线。这条无形的前线不是军事前线而是文化政治前线，最终在战胜圣战死亡方式的诱惑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决定性作用。与他在巴士拉拿着枪所做的一切相比，撤回的士兵没上岗的时候在家乡对待英国穆斯林的态度，可能更会减少英国恐怖主义的威胁。
阿富汗有所不同。彻底铲除基地组织和击退复兴的塔利班是对抗圣战恐怖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力改变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激进宗教和政治的有害组合也是如此。皈依伊斯兰教的弗里茨·格勒维克（Fritz Gelowic）似乎一直是德国组织的头目，有毒的伊斯兰瓦哈比分支的导师在新乌尔姆的多元文化基地使他变得激进化，该分支位于伟大的美国盟友沙特阿拉伯，并由它提供资助。据报道，随后他到叙利亚接受了阿拉伯语的训练，在巴基斯坦边境区内一个由伊斯兰圣战联盟（最初是一个乌兹别克组织）管理的集中营中接受了恐怖主义训练。根据德国的情报，发动周年袭击的指令是从巴基斯坦通过邮件发来的。这样看来，我们既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威胁，又面临全球和地方的威胁。死亡从新乌尔姆出来通过瓦济里斯坦人（Waziristan）降临到你身上。无形的前线有5000英里长，就在你鼻子底下。
如果我们镇定、清明和果断，我们将最终赢得这场斗争并依然自由。一个已经摆脱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陆也将摆脱这一较小的威胁。但是这将耗时好多年，我们最好为此做好准备。
2007年
破除禁忌
法国国民议会给了真理、正义和人性多么沉重的一击。上周，该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否认土耳其人在一战期间屠杀亚美尼亚人视为犯罪的法案。太好了！欢呼吧！法国万岁！但让这只成为欧洲历史勇敢新篇章的一个开端吧。让英国议会现在就将否认1940年俄罗斯人在卡廷谋杀波兰军官视为犯罪吧。让土耳其议会将否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使用酷刑视为犯罪吧。
让德国通过一项将否认存在苏联古拉格视为犯罪的法案吧。让爱尔兰议会将否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可怕视为犯罪吧。让西班牙议会对任何称塞尔维亚没有试图屠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人至少判十年监禁吧。另外，欧洲议会应该马上通过一项欧洲法案，必须将美国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人的方式形容成屠杀。唯一的遗憾是，我们，在欧盟，不能对这些十恶不赦的思想犯实行死刑。但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也会改变这一点。
啊，勇敢的新欧洲！我完全无法想象，任何思想正常的人——当然，除了亚美尼亚裔法国人的游说者——怎么会将该草案（它无论如何几乎肯定会被法国议会的上议院否决）视为富有进步和启发意义的一步。法律赋予了法国议会什么权利修改历史术语来形容九十年前另一个国家对第三个国家所做的一切？如果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否认维希法国（Vichy France）驱除到法国犹太死亡集中营的共犯视为犯罪，我仍然会称，这是一个错误，但我会尊重其背后自我批评的道德冲动。
相比之下，该法案与我刚刚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一样，没有道德和历史的正当性。没错，大约有50万法国公民拥有亚美尼亚的血统——包括夏尔·阿兹纳夫（Charles Aznavour），曾经也叫维林内格·阿兹纳夫尔（Varinag Aznavourian）——他们一直在施压推动该法案。至少有同样数量的英国公民拥有波兰的血统，这样的话，英国提出针对卡廷的法案同样也是正当的。英国的波兰裔议员丹尼斯·麦克沙恩（Denis MacShane）先生向前迈出这一步提出了该法案。那么英国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议员针对克什米尔提出针锋相对的法案会怎么样呢？
《卫报》在一篇头版文章中称，“该法案的支持者无疑受一种真诚的热望所驱动，想为长达九十年的不公正平反”。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自信。讨好亚美尼亚裔法国人的选民并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障碍可能是其他的动机，但猜测动机是白费力气。
对于每位聪明的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质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屠杀、驱除、为保全性命被迫逃跑的亚美尼亚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的命运相当悲惨，欧洲主流对此的记忆甚少。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曾有力地指出，与自1945年以来所定义的一样，那些事件称得上是种族屠杀。实际上，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其他土耳其作家一直因敢于明确地表明这一点而受到土耳其刑法第301条的控诉。这要比法国法案的预期效果糟糕得多。但负负并不能得正。
没有人可以将历史真相合法化。鉴于目前还没有牢固的历史真相，必须通过无拘无束的历史研究找到它，历史学家论证证据和事实，不畏受到起诉和迫害，求证和争论各自的看法。
鉴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这个提案正好向错误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如果我们自己不在这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怎么能信誓旦旦地批评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历史、民族或者宗教的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本周在威尼斯，我又听到了一名杰出的穆斯林学者指责我们的双重标准。他说，我们要求他们接受对穆斯林禁忌的侮辱，但犹太人会接受人们可以随意否认犹太大屠杀吗？
我们千万不要通过立法创造有关历史、民族和宗教的新禁忌，而是应该废除依然在我们法律上的禁忌。那些拥有这样法律的欧洲国家不仅应该废除其亵渎神明的法律，还应该废除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否则不可能驳回双重标准的指控。你好我也好。
我最近听说，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走过一些令人难忘的学术弯路后，解释了他反对限制批评宗教的法律但支持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的原因。他称，质疑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否认历史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但历史事实不会改变。历史事实正是通过对证据论证才确立的。没有争议的过程——达到并包括修正主义者直接否认的极端——我们永远无法发现哪些事实才是真正的事实。
这样的一贯性需要艰难的决定。比如，我对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关于纳粹德国试图灭绝犹太人的一些历史观点只有深恶痛绝，但我相当清楚，他不应该因此坐在奥地利大牢中。你可能会迅速反驳说，他的一些看法中的不实之处实际上是一家英国法院的审判判定的。没错，但并不是英国起诉他否认犹太大屠杀。正是大卫·欧文到法院起诉另一位说他是犹太大屠杀否定者的历史学家。他试图阻止自由、公平的历史辩论；英国法院维护该辩论。
如今，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国家维护言论自由，并在目前还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推广它，我们应该呼吁将大卫·欧文从奥地利大牢中释放出来。与法国的提案相比，奥地利有关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从历史上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从道德上来说也要值得尊敬得多——至少奥地利人正在直面其艰难的过去，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过去指手画脚——但是为了更广泛的欧洲利益，我们应该鼓励奥地利人废除该法案。
只有当我们准备允许戳我们自己最神圣母牛的眼睛时，才能信誓旦旦地要求伊斯兰主义者、土耳其和其他人也这样做。现在不是创造禁忌而是废除禁忌的时候。我们必须身体力行。
2006年
尊重？
上周末，我去唱了许多自己不信的东西。大约两千零七年前，一个天使出现在一个名叫马利亚的女人面前，告诉她没有与约瑟同房却怀孕了，我会这样认为吗？不会。仁君温瑟拉（Good King Wenceslas）走进雪地是为了给“那边的农民”送食物和酒，我会这样认为吗？不太可能。然而，那些语言既优美又熟悉，中世纪的教堂点着蜡烛，我的家人和我在一起，我感动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千上万的人将像我一样，通常兴致勃勃地去唱那些他们不信或者至多半信半疑的歌词。根据最近一项为《金融时报》所做的哈里斯民调，在英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是“信徒”。在法国，还不到三分之一；连在意大利，也不到三分之二；只有在美国，这一数字才超过四分之三。得知在英国和法国这少数的真正信徒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将相当有趣。
这让我思考——在这个相当长的节日季：菩提节（Bodhi Day）、光明节（Hanukah）、圣诞节、古尔邦节（Eid-ul-Adha）、日本新年（Oshogatsu）、高宾星大师（Guru Gobind Singh）的诞辰和玛克桑格拉提节（Makar Sankranti）——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说我们尊重别人的宗教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许多后基督徒或名义上是基督徒的欧洲人与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穆斯林之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穆斯林信奉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而是他们从根本上是一种宗教的信仰者。
这令少数思想深刻的欧洲人感到困惑，这些人可以说是虔诚的无神论者，转而相信科学发现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某种特定的宗教迷信，而是在于迷信本身。这也正是让大多数欧洲人担忧的地方，这些欧洲人自身拥有一些模糊、不太上心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温和的不可知论者，但是把其他事情放在首位。要是穆斯林不那么认真对待伊斯兰教就好了！许多欧洲人会补充说，要是美国人不那么认真对待基督教就好了！
现在有人会说，如果每个人都信奉自然科学无神论的真理，或者至少像大多数三心二意的半基督徒的欧洲人一样不太重视其宗教，世界是否会更好。（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存不可知论态度。）但显然，这不是我们在一个自由国家建造多元文化社会的前提。这将正好与那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不允许信奉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信仰一样不宽容。
相反，在自由国家，必须允许每一种信仰，也必须允许彻底、直截了当甚至过度和冒犯性地质疑每一种信仰，而不用害怕遭到报复。牛津大学的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必须可以自由地表示，上帝是一种幻想。牛津大学的神学家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Alistair McGrath）必须可以自由地反驳说，道金斯受到了蛊惑。……这是在一个自由国家的待遇：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必须可以生活，也让人生活——当想到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那位丹麦的漫画家受到死亡威胁时，这个要求就不像听上去那么小了。这个空间的防护墙就是这片土地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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