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小编：九因此欧洲是一种规范力量。在其有关中国人权政策的著作中，罗斯玛利·弗特（）将美国和欧盟描述成世界两大“规范企业家”——规范的创造国和出口国。这是描述欧洲所作所为的另
因此欧洲是一种规范力量。在其有关中国人权政策的著作中，罗斯玛利·弗特（Rosemary Foot）将美国和欧盟描述成世界两大“规范企业家”——规范的创造国和出口国。这是描述欧洲所作所为的另一种方式，参考了一些或多或少经得起历史考验、有关什么是欧洲人的说法。但是，在不渴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和渴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这些国家我称之为欧元候选人[europapabile]）之间，欧盟为在经济关系和尊重人权之间创造联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具有巨大差异。对于一些遥远的国家，欧盟还是相当不一致。不一致体现在对于缅甸和中国采用不同的标准。不一致还体现在我们利用这些标准的方式上，特别是因为每个欧盟成员国都坚持采用自己的方式。有人认为，在与中国关系的处理上，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对比。因此，我们的政策支离破碎、不一致、不断变化。
相比之下，我们对待那些渴望加入欧盟的邻国和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人的方式，非常行之有效和引人注目。当我们提及“干预”国际关系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军事干预，像在科索沃或者伊拉克那样。但事实是欧盟在中欧和东欧大规模干预了邻国的内政，现在还干预了土耳其的内政。从“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到欧盟成员国的“哥本哈根标准”（尤其是第一条哥本哈根标准：民主、法治和人权），欧盟大规模参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转型。这种转型实质上与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时所作的一样——但在这里，政权更迭是以同意为基础的。这是欧洲独特的诱导力：欧洲实力的第四个维度。
在某个特定的国家体现欧洲实力——从欧盟的实力意义上来说——的最伟大时期是在该国加入欧盟后不久那段时间。一旦你成为成员国，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近乎垄断了意大利的地面电视，这在欧盟成员国的候选人中是无法接受的。如今的意大利可能无法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是，一旦你成为欧盟成员国，欧洲力量的限制效力要小得多，如果你是一个较大的成员国，更是如此。
无论如何，这种诱导力的问题在于，它只适用于那些显然希望加入欧盟且欧盟准备接受其成为成员国，或者至少准备用一定程度的确切口吻表示希望接受它们成为成员国的国家。我在此特别想到了土耳其。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前景一消失，我们的规范力量就会蒸发，或者至少说大大削弱。即便在地中海所谓的“巴塞罗那进程”中，欧洲的规范力量也大大减弱了。
十
1948年5月，在海牙的欧洲大会上，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说了如下令人难忘的话：“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欧洲是一种手段，没有目的。”欧洲是一种手段，没有目的。这么说，欧洲不仅以其关注手段和目的为特色，还以其本身只是实现更高目的的一种手段的事实为特色。许多现代的欧洲人忘记了这位欧盟创始人的远见卓识。对于他们来说，手段成了目的。但是欧盟像德国统一一样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欧盟应该是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是走向伊曼纽尔·康德在其精彩的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中所说、我引用的“die vollkommene 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in der Menschengattung”——大意为“一个完整的人类文明联盟”——的垫脚石。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将欧洲工程看作普世规范的倡导者，那么有一种逻辑会导致欧盟不断地扩张。按照这种逻辑，每次扩张会带来下一次扩张。一种超凡的模式已经出现，按照这种模式，许多国家从历史上来看是彼此最大的仇敌，在扩张的过程中变成了彼此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德国曾是波兰成为欧盟成员国最强有力的倡导者；希腊成了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另外，现在波兰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最有力的支持者。正如我所说，有一种强大的逻辑引导着一步走向另一步，总是认为达到了“哥本哈根标准”。因此，到2024年，我们可能不仅要面对乌克兰是否成为欧盟成员国的问题，还要面对土耳其的邻国伊拉克是否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人的问题。当然，还有以色列。有人可能会有点夸张地说，欧洲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政府不断扩大的核心。
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因为这个核心不会是硬的。它是软的并且会日益变软。这样扩张会导致欧盟完全不一致，毫无基于一些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和共同政治身份要素的团结可言，当前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显然基于此类要素。如果哪儿都是欧洲，那就哪儿都不是欧洲。然而，我不相信，康德的这一绝对律令如果获得了恰当理解，还会必然导致一种无限扩张的前景。它反而应该引导我们迫切考虑一下，欧盟可以为不是其成员国候选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的邻国做些什么，这样一来，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欧洲就无法使用其独特的诱导力了。其次，如果本着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的精神——欧洲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我们把欧洲当作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那么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种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和其他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从美国算起，但是还包括其他说英语的民主国家，再到所有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当然还包括联合国——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现在，你可能觉得这个结论正在迅速接近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天上的馅饼”（pie in the sky），或者德语中更有礼貌、更加诗意的说法——Zukunftsmusik（远在天边的幻想）。对此，我没什么可辩解的。我们可以从德国抵抗希特勒和中欧异见分子对抗共产主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现实主义还不够。以1944年的德国、1984年的波兰或者2004年的乌克兰为例，自称的现实主义者最终都不现实，理想主义者反而是更好的现实主义者。在国际事务中，要既符合道德又实际有效地思考和立即行动，其面临的挑战是恰当地融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因地制宜。我们要双脚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
2004年
孪生兄弟的新波兰
民族可以比人民更幸运。人民只能年轻一次。他们抓住机会或者错过机会，接着慢慢变老死去。尽管浪漫的民族主义者喜欢用拟人的手法——“年轻的意大利”、“年轻的德国”，从某些重要意义上来说，民族能够“活”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由真正或者设想出来的政治地理学和共同经历的连续性维持。它们可以“病怏怏”或者“老态龙钟”数百年，但接着还可以焕发活力和青春。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例子，西班牙是另一个例子，波兰是第三个例子。两百年来，从18世纪末第一个波兰“共和国”（其实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专制政体）像圣诞节的火鸡一样被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帝国瓜分，一直到20世纪末波兰实现完全独立（边界截然不同），波兰人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只有二十年的脆弱自治：即他们的“第二个共和国”，从1918年到1939年。
波兰的常态似乎是被占领、落后、沮丧和力求摆脱外国控制。它开始以忍耐力、文化的生命力和英勇但不屈不挠的抵抗的美德著称。其白鹰被外国的箭射中，流出的鲜血让红白两种国家颜色焕然一新。其英雄是烈士。连像诺曼·戴维斯这样同情波兰事业的历史学家也在1983年写道：“波兰通常政治失败，经济混乱，落于人后。”[32]
关注今日波兰的任何人肯定会得出该国的基本形势已经转变的结论。如今，波兰是一个自由国家。与这片亲密无间的大陆上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波兰是一个主权国家，自1999年以来在北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2004年5月1日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一些分析人士已经将波兰列为欧盟25个成员国中的“六大国”之一，其他五国分别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90年恢复独立以来增长了50%左右。年轻的波兰人——超过40%的人口在三十岁以下——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其中成千上万的人现在在英国等欧盟成员国内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如果我踏出牛津大学的前门，很可能会遇到一名在这里学习或者在当地咖啡馆打工的波兰学生。[33]
1979年，我首次去波兰的时候，纳粹党人占领和斯大林迫害的记忆仍然萦绕着该国。一天晚上，我从华沙的一家餐厅出来发现，有人故意放掉了我汽车前轮的气。我的房东说：“他们一定认为你是德国人了。”在如今十几岁的波兰人当中，这些记忆已经远去，因此手机上要求短信服务的俚语词组是“给我派个保镖（SS man）”（译按：SS man是指纳粹德国时期政府高官的保镖）[34]。
一
如果你问波兰的历史何时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一个答案是1980年8月14日星期四9点左右。当时一名叫莱赫·瓦文萨的年轻失业电工，跳出位于波罗的海格但斯克港口的列宁造船厂围墙，抢到了一场职业罢工的领导权，该罢工诞生了一场称为团结工会的运动。瓦文萨自己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1978年10月，当时克拉科夫的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a）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抵抗精神不仅在波兰增强了，而且在整个中欧也增强了。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愤怒的是，瓦文萨将欧洲共产主义统治终结的历史功绩分配如下：50%归功于波兰教皇，30%归功于团结工会运动和其他中欧的解放运动，20%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和改革。
“Kurcze， panie！”（礼貌点可以翻译为“真该死，先生！”）他告诉我，“我在这些事件中看到了上帝之手！”[35]如果那个8月的早上像他及同伴原本计划的那样，试图早几个小时在早上6点的时候到达造船厂，那么秘密警察可能已逮捕他了，但他迟到了。他不记得迟到的原因了。罢工差点泡汤，但这也是好事，因为最终成立了好得多的罢工委员会。他一边用整只手臂富有激情地做手势，一边发出他富有特色、爆炸性的惊叹。“后来，在斗争中，处境多么尴尬……这个世界上谁能这样扭转乾坤？……只有上帝之手！”
六十二岁的瓦文萨精力充沛、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嘴角两侧仍然留着粗长的胡子，与该国首次尝试民主时期的古老画像中胖胖的、挥舞着军刀的18世纪波兰贵族越发相像。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领袖、前波兰总统仍然滔滔不绝，他的语言一如既往地生动形象、无法模仿，几乎无法翻译。在言语中不仅有精彩的幽默片段，还闪耀着脚踏实地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它们提醒你，莱赫·瓦文萨可算是屈指可数、天赋异禀、受人欢迎的领导人。
无论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终结的历史功绩的公平分配是怎么样的，1980年8月团结工会运动的开创性贡献巨大，因此二十五年后，2005年8月，乘坐飞机的前政治领导人和现任政治领导人在格但斯克的莱赫·瓦文萨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庆祝周年活动。前来庆祝的人包括瓦茨拉夫·哈维尔、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 III，代表大小布什两位总统）、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德国总统、塞尔维亚总统和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
他们在一张巨大的蒙太奇照片前演讲，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一张1980年他的工友高举莱赫·瓦文萨的照片，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代表1989年的波兰（苏联集团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成立）、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塞斯拉斯摇他的钥匙）、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尤先科），最后一张基本上隐藏的多米诺骨牌描述的是另一个革命群体，我无法认出他们的国籍，但可能代表白俄罗斯。许多演讲者都表达了与白俄罗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国家）受压迫的人们的团结之情，并且希望在那里也发生类似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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